被称为“东方犹太人”的中国商人群体至少有三个，温州人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烈火烹油的财富积累到如今的沉寂低调，温州早已不再是顶流明星城市，温州人也逐渐淡出江湖，但“炒房团”、“江南皮革厂的”的故事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和西方犹太人不同的是，“东方犹太人”身处曾经以商为末的中国。且温州的发迹更像一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
温州的位置 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制图：搜狐城市
命不太好的温州
和北方相比，现在的南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代表着巨大的财富和更加光明的未来，但在古代并非如此。
中国古代对南方有多不重视呢？人们在电视剧中常见的“发配岭南、流三千里”，“烟瘴之地”等地域黑色彩明显的贬损都是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稳固之后的事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并没有兴趣分辨南方各地谁是谁，他们把东、南沿海地区统称为“百越”。
地处大陆东南部的温州当时就属于百越的一支——东瓯（ōu），而从一开始，东瓯的“命”似乎就不太好。
我们现在说温州的地形，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洞宫山脉、括苍山脉形成的千米以上的山地和南雁荡山、北雁荡山组成的低山丘陵占据温州大部。且不说常年受台风侵扰，就算是在风调雨顺的年节，这样的地貌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都不啻为一个噩梦。
如果说当时的中原王城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话，那东瓯（温州）就是含着黄连出生的。自身条件不行，能抱个大腿也是不错的，而当偏居东南的东瓯想向中央王权进一步靠拢时，却险遭灭国之患。
温州的地形 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地图编辑：搜狐城市
公元前二世纪，农民起义军揭竿反秦，天下大乱，东瓯的瓯越人在驺（zōu）摇的带领下也参与到了推翻秦帝国的战争。后因辅佐汉朝有功，驺摇被汉惠帝封为东海王（俗称东瓯王），都东瓯，是为温州建制起始。
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汉朝七国之乱爆发。七国之乱的始作俑者，吴王刘濞兵败后逃到东瓯。和中央有良好关系传统的东瓯王在汉廷的收买下选择杀掉刘濞向中央示好，刘濞的儿子刘驹仓皇出逃。
南逃到闽越（今福建一带）的刘驹成功撺掇闽越王公开反汉。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廷告急。虽然之后闽越王在中央的干预下退兵，但是东瓯王却怂了。
因害怕闽越王再次来犯，东瓯王率全国4万多人跑到了现在的安徽江西一带，把地盘拱手让给了闽越王。东瓯一时间“其地遂虚”，人口长期得不到补给，到东汉建县之时，还“户不足万”。
此后数百年，元气大伤的温州再次远离中央王权之外，默默隐匿在穷山恶水之中，直到南宋的到来。
尽管在有宋一朝，中原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但军事不足让宋朝在历史上以“弱宋”的面貌示人。靖康之变后丢失半壁江山成为宋朝最大的耻辱，但这却在客观上促成了南方的大开发，中国经济重心整体南移。
两宋之际，在金兵追击下，宋室南渡，高宗一度驻跸温州，大批百官家属与流民跟随东迁。当南宋定都临安（杭州）时，温州一下从偏远之城变成京畿之地。
到南宋中期孝宗淳熙年间，温州户数猛增了17万户，人口增加至91万。而在北宋徽宗祟宁年间时温州的人口数为46万，唐天宝元年时仅为24万。
一般而言，人口繁盛是经济繁荣的直接体现，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对温州而言，并不一定是好事。
如前所述，温州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当人口爆发式增长来临时，人地矛盾开始显现。为了生存，温州人使出了浑身解数。
粮食产量低？那就提高技术，兴修水利；稻米种植面积小？那就种植柑橘、种茶叶。南宋时期，温州成为两浙地区最大的柑桔栽培区。可即使是这样，农业还是不足以养活那么多人口，此时，中国“重本抑末”的传统终于在温州受到挑战。
当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迫于生计开始走向经商之路，有的成为“挑贩客家”，有的不惜“贩私盐、卖私茶”。更有甚者，有人开始利用温州临港优势，与日本、高丽、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之后，官方也正式开辟温州港为外贸港，并在此设立市舶司。
温州发展摆脱了地力之困，温州经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经济的实力，很快转化为文化的繁荣。
据《浙江通志》记载，南宋时，温州籍进士有1096人，平均每科高人中第是徽宗时期平均值的近4倍，以绝对优势居浙江第一。同时，与道学和心学并称为“南宋三大学派”的“永嘉学派”也在此时形成。
从江湖到庙堂，温州都赚得盆满钵满。但随后，元朝建立，都城迁至北京，温州再次成为“限山阻海”之地，地位迅速衰落。元朝时进士数量跌至9人，明朝时温州人口不增反降，明清的封关禁海使温州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削弱，温州再次陷入低谷。
可是，尝到商品经济带来的甜头的温州人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不安分的种子已经种下，温州人逆天改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不安分的温州人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温州与台湾隔海相望，这让温州在建国之初成为海防前线。而成为海防前线则意味着经济发展要让位于国防安全，加上计划经济的原因，改革开放前的温州发展可想而知。
根据相关数据，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温州获得国家投资总额为5.95亿元，为全国同等城市平均水平的1/7。1978年时，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仅18.9亿元。与此同时，温州人多地少的问题仍然存在，农民人均收入为113元。当时的温州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贫困线以下，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地区。
温州人不安分的心，又开始躁动了。
1956年，11月26日，当时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向组织上书《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推广了他搞包产到户的经验，文章于次年被《浙江日报》全文发表，这也是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
结果，这种做法被斥为极端反动、落后、倒退，强令彻底纠正。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但永嘉农民不信邪，在1966到1975年十年动乱时期，当地不少农民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其结果自然是再次遭到疯狂打压。
这还没有结束，“头铁”的永嘉县农民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975-1976年在全县77%的生产队实行分田到户，三分之一的山场到户。不幸的是，温州再次被批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接下来，时间来到1979年。
章华妹展示他的第一张营业执照
1979年，18岁的温州桥头镇人章华妹为了生计偷偷在家门口摆起小摊卖纽扣。这次，她不但没被抓，还在次年拿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第一个“个体户”。1983年，桥头纽扣市场正式挂牌成立。
世道变了，温州人的时代再次来临。
可以看到，从一开始，温州就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市场属性。桥头纽扣市场成立以后，柳市经营低压电器、金乡制造徽章、萧江生产塑编等一地专营一种商品的模式迅速开启了温州的市场化进程。
在此背景下，温州诞生了第一批企业家，最具代表的，莫过于温州“八大王”。他们分别是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
在不少温州人成为“万元户”之后，讲排面自然成了刚需。比如合同大王李方平，在成为超级富豪之后，依照当地七里港一法式建筑，盖了三间4层高的楼房，就坐落在当时温州对外的唯一一条陆路通道——104国道边上。1981年，李方平在上海又买了第一辆轿车菲亚特，雇了司机一路开回乐清。极尽风光。
可好景不长，1982年冬，李方平因“投机倒把罪”锒铛入狱。同一年，八大王接连被安上“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等罪名，六人入狱。在这背后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暗流涌动的意识形态之争。
但就在两年后，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亲自为八大王平反。1984年4月，温州又被确定为我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
此后，姓资姓社的讨论虽偶有出现，但已经不能阻挡温州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快，“八大王”被新生代的正泰和德力西们取代，“温州模式”成为时代热词，温州人开始遍布世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温州民间财富的野蛮增长。
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温州民营经济
根据统计，全市从改开前一年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发工资都费劲，到1982年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员四十万。1985年时，温州全年净收入在5000元上的农户已经超过40万户，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到2000年中期，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测算，当时温州的民间资本起码在8000亿以上。
这么多钱在手里，总要找个合适的出口。当1998年商品房改革遇到巨额的温州民间资本，剧烈的化学反应就发生了。温州企业家们首先瞄准的，是自家门口的房子。
1981年时，温州卖出第一套商品房，作价68.85元/平米，合计2600元。到1999年温州市区房子均价突破5000元，2001年飙升至6000元，是同期全国商品房均价的3倍以上。自家门口房子买得差不多了，他们开始瞄准500公里外的上海。
2001年8月，温州150人的购房团到达上海，两天内就有48人下单，成交5000多万。“团购”的概念从那时开始兴起。上海小试牛刀之后，温州人开始走向全国，温州“炒房团”开始“声名鹊起”。一时间，温州人同时成为各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座上宾和刚需买房族咒骂的对象。
除了房地产，山西煤炭、新疆棉花、云南的矿也成为温州人的炒作对象。那些提着编织袋装的现金的温州人四处出击，似乎要买下全世界。
但是，物极必反的命运还是降临在了温州人头上。
温州的落寞
2012年之后 大街上随处可见打着江南皮革厂的名义贩卖劣质皮具
2011年4月，位于温州市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之后查出，黄鹤因参与赌博，导致资金链断裂，负债逾3亿元，留下一个占地4万多平方米的厂房和300多名员工，一跑了之。
跑路的温州企业家中，黄鹤不是最有钱的，但却是最有名的。那段“江南皮革厂倒闭了”的段子早已火遍大江南北，甚至被改编成歌，成为一种亚文化。而老板黄鹤的出逃，则被很多媒体视作温州老板“跑路”潮的开端。
根据《东方早报》报道，2011年1-9月，浙江共有228名老板逃逸，温州以84起高居榜首，其中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9月21日一天就有8名老板逃逸。2011年，成为了温州的暗黑时刻。
但是，温州人不是很有钱吗，怎么突然就“兵败如山倒”？温州的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是怎么“丢城失地”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温州的眼镜、打火机、锁具、制笔、服装等出口增幅均大幅下降。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受到严重冲击。2008年，温州GDP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在浙江倒数。
但世界金融危机还只是表象，温州经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一直以来，以服装等轻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温州经济的辉煌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便宜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当生产成本上升，市场环境恶化，传统制造业被迫转型。
但转型不是说说那么简单，新兴产业一般投入大、产出慢，企业在前期就需要大量的钱。自身流动资金不足的时候，借贷就成了唯一的出路。但是2010年左右，国家开始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央行数次收缩银根，这意味着从银行拿钱变得困难了。此时民间借贷便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根据温州市瓯海区2011年对105家中小企业抽样调查，在企业初始资金来源中，有15家企业完全靠自有资金，占14.3%；其余90家企业均有通过民间借贷筹措资本，其中有32家企业的初始创业资金没有银行贷款，完全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占30.5%。这说明，民间借贷成为当时中小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2011年开始，央行的收缩银根的政策力度越来越大，银行开始收贷，处于起步阶段的企业以及业务资金无法回笼，资金链就此断裂。而这些遭遇危机的企业有部分同时借贷了民间贷款，由于担心更多人无力偿贷，民间借贷出现挤兑，“跑路潮”就此爆发。
与此同时，2010年-2012年，全国各地开始连续出台房地产限购、限贷的政策，温州人捞钱的偏门也不灵了。2013年之后，温州炒房团实力大损，逐渐淡出江湖。之后虽然房价有过回升，但各地房市已经少见温州炒房客的身影。
从80年代开始狂奔的温州经济开始沉寂，“东方犹太人”的名头也只见于江湖传说了。
温州
没有人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一直奔跑，温州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虽然代价巨大，但是问题的集中暴露也给了温州刮骨疗伤的机会。
2013年开始，温州经济开始有回温迹象。城市基建逐渐补齐，GDP增速回升明显。2019年，温州GDP增长8.2%，增速居浙江第三，总量跃升至全国30强。
温州的底子还在，温州人逆天改命的顽强精神没有消失。期待未来温州经济和温州人可以加速“回温”。
文/搜狐城市 陈亚辉
资料来源：
[1] 温州经济史上的人口变迁及其影响 ｜蔡建娜
[2] 明代温州科举的衰落｜朱海滨
[3] 古代闽越族｜福建省情资料库
[4] 老板跑路潮引爆温州危机｜时代周报
[5] 温州没有炒房客｜正解局
[6] 温州GDP增速跌至浙江省倒数第二｜华夏时报
[7] 从投机倒把罪犯到经济先锋，温州商人四十年江湖往事｜棱镜
[8] 温州政府网站
深圳的下一站是温州？
文|邹琳华
【导读】 本文之主要目的在于警示深圳房地产市场潜在风险，并不代表已经确定发生的事实。
我国有一个城市曾是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之一。当地居民因全民创业而富甲一方，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全国城市第3-4名。中小企业蓬勃发展，快速增长的就业机会吸引了中西部大批打工者的涌入。在区域经济高度繁荣的同时，房地产市场也异常火热，房价水平曾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
但某一天，一场地域性信贷危机突然爆发，直接导致大量企业关门、员工失业，房价腰斩，一批中小企业老板因不能偿债而潜逃或自杀。之后，该城市经历了相对沉沦的十年，无论是城市地位还是房价，在全国大城市中都失去了往日的存在感，曾经的辉煌也渐被忘却。
当然，这并不是笔者从2031年穿越回来说深圳的今后十年，这里说的是国内另一个相似城市温州已经发生的 历史 。
温州人具有极强的草根创业精神，曾被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借助改革开放之东风，温州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迅速、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
在先富起来的同时，温州人对房地产也产生了极大的偏好。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温州房价已经在全国高不可攀。在2008年，温州市区新房均价就已经达到了2万多元/建筑平方米。温州市中心的房价，更是接近10万元/建筑平方米。而同期北京西城区的房价大概是在1-2万元/建筑平方米的水平，当时温州房价被一些统计认为全国第一。“温州炒房团”名振一时，令各地楼市草木皆兵、闻风丧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作为一项标志性重大经济事件，也进一步助长了温州房地产泡沫化的进程。
金融危机后，为避免全球经济深陷衰退，各大国央行纷纷加入“坐飞机撒钱”的行列。在宽松货币环境下，温州信贷规模急剧扩张。另一方面，在外部需求萎缩、实业维系艰难的背景下，大量中小企业主放弃实业转做贷款或投资，而实业只是作为他们融资的幌子而存在。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
在信贷规模扩张的同时，出于信贷资金挪腾周转需要，民间借贷规模也在膨胀。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2011年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监测调查分析，温州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占全市银行贷款的20%。近10年的时间，温州银行贷款规模增长了7倍，同期民间借贷规模增长了2.4倍以上。据报告粗略估计，1100亿民间借贷中用于房地产项目投资或集资炒房的占20%，即220亿元。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即380多亿元。
2010至2011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阴影逐渐淡去，为避免经济过热，宏观货币供应开始收缩。货币供应紧缩间接引爆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戳破了经济泡沫。2011年4月到2011年9月期间，涉足民间借贷的中小企业和担保公司扎堆倒闭，相关企业老板出走逃债或自杀呈链式发展，房价暴跌而无人问津。由于银行信贷资金以曲线方式流向了民间借贷市场，也将导致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扩散。
为了帮助温州走出危机化解风险，中央政府给予了温州特殊的金融政策支持。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温州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化解金融风险，构建与经济 社会 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
草根创业 （“温州两家人”剧照）
然而十年过去了，温州已经基本沦为三线城市，在全国大城市中的存在感逐步消失。2020年，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居全国城市17位，在浙江省内为绍兴、舟山、嘉兴等城市所超越。这十年间，全国楼市几经兴替。其间，北京房价击败上海、杭州，问鼎全国第一宝座。据纬房指数统计，2020年12月，温州二房房价中位数为24354元/建筑平方米，房价居全国11第位。
温州兴衰的 历史 背景是我国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 社会 商品短缺，温州民营企业抓住了短缺经济的 历史 契机从事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获利丰厚，生产规模迅速扩张。然而随着新世纪以过剩经济的到来，人民币汇率升值，以及劳动力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温州经济也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关口。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纷纷外迁，同时带走了大量资本。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艰难时，敏锐的商业嗅觉让温州人迅速发现了房地产投资的巨大商机。温州炒房团也随之名声鹊起、攻城掠地。但在一个个暴利神话之后，最终随着泡沫的破灭，温州的制造业和房地产都风光不再。这实际上是一个资金产业转型不成功、“脱实入虚”的案例。
2020年以来，楼市格局又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深圳房价出现快速上涨，并超过北京跃居房价水平全国第一。
深圳作为中国房地产业的发源地，是众多重量级房企的总部所在地，自然也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重要风向标。此前一二线城市的数轮房价上涨，都从深圳最先开始。比如在上一波房价上涨周期中，首先2015年初深圳出现房价大涨，接着2015年下半年上海开始猛涨，随后2016年北京房价跳涨。不过在上一波房价上涨中，深圳房价水平并未超越北京居全国第一位。
虽然深圳作为全国重要的创新基地，高房价有其底气所在。但与温州一样，本次深圳房价跃居全国第一，并不完全是其经济竞争力厚积薄发的结果。更有可能的是，这是深圳正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果深圳不能从房地产热中平稳走出，未来十年深圳极可能与温州一样，经济相对地位持续下滑。房价第一地位也将不保。
历史 经验证明，当一个国家或城市阶段性由盛转衰时，一般都会经历一场房地产大泡沫。远的如上世纪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的日本，近的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美国，以及2011年4月前的中国温州。
房地产大泡沫发生其背后的逻辑是，一个经济体在高速发展阶段，必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财富。但当发展遇到瓶颈时，由于实体经济没有发展空间，大量资本财富无处可去便纷纷涌入房地产市场，从而导致资产大泡沫的发生。而房价的大涨，自然又会抬高成本进一步挤压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使本来就遭受困难的经济竞争力彻底丧失。
温州失落十年背后，是中国告别短缺经济，作为温州草根经济代表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风光不再。同时温州又未能成功利用先发优势实现转型，找到新的增长赛道。
温州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原因是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大批企业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产业空心化日益严重。这与深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本轮深圳房地产上涨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民间资本为什么再次选择了脱实入虚呢？如前所述，房地产泡沫往往和高速发展经济体突然遇到发展瓶颈有很大关系。如果实体经济竞争优势显著、发展空间大、获利丰厚，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大泡沫难以发生。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改革红利的释放是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深圳的崛起，凭的是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同时，深圳发展还具有国家层面政策扶持及毗邻香港等独到优势。但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已历时四十多年， 社会 进入制度相对稳定期，深圳改革红利逐步丧失。即使能够有一些边际性的制度创新，极易被其它城市模仿而难以维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同时，在自贸区遍地生根的时代，政策扶持对深圳的发展也已经到了边际效应极小的阶段。
另一方面，深圳房价高企导致营商成本增加，食利阶层激增。深圳地形环海多山，土地供给弹性极小，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土地竞争来缓解高房价。此外，受疫情的冲击，全球货币环境趋于宽松，这也为深圳房价的上涨提供了外部条件。
因此，本轮深圳房价跃居全国第一，并不完全是全国人民都看好深圳的未来，更大的可能是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脱实入虚”与宽松货币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
可以预见，如果不能平稳引导深圳从房地产热中走出，实现“脱虚入实”，深圳极可能成为下一个温州，沦为未来的二三线城市，经历失落的十年。
反之，如果深圳能够抑制房地产泡沫化，成功避免产业空心化，则在下一个十年深圳仍可以维持其一线城市的地位。
参考文献：
黄越.民间借贷危机的成因及治理对策——以温州民间借贷为例.常州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2012年第13卷第1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不代表作者所属中国社科院观点
—END—
温州炒房团操作手法
炒房操作流程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炒家说到：“从产权房和期房的炒作流程可看出，我们只需几千万元的流动资金，就可抬高楼盘50%左右的可交易房源的价格，进而能撬动这个楼盘房价。”在新增房源有限下，只要这些标志性楼盘价格一上涨，必将带动楼市周边房价上涨，近而带动全市房价疯涨。从而达到炒房者最终暴利的目的。
从整个炒房团的特点来分析，分组作战、围剿城市核心楼盘，是炒房团的主要特点。在房地产市场，一般来说，3-5名关系紧密的炒家形成一组，一组能集聚上千万元以上现金，有自己的联动中介所。各组间主要成员联系紧密，事先已沟通炒作目标、行动时间等。对某个楼盘进行重点打击。
在目前房市来看：房源主要以产权房和期房为主。炒家对某个楼盘集中打击时，在过程中，炒家先与房东达成产权房的购房意向，炒家借口说，他是代第三方预订房子的，先给多少订金，等第三方一两个月回来后，再办理过户手续。在此后一两个月时间里，原本还放在房东手里的房子，已被炒家堂而皇之挂在中介所，售价已比原房价高出10%以上，等待下家。当炒家与下家确定购房意向时，炒家会称，因资金突然紧张，无奈卖房，但这房子尚未过户，但他保证下家与房东之间的过户安全。购房需先支付订金 (包括10%以上的抬价总额)，至此炒家牟利退出，下家与房东发生交易。
在炒作期房的操作上，炒家与房东确定期房买卖时，炒家和房东一般会签订房屋买卖委托协议，并经公证部门公证。这时本应由房东找的受委托人，反过来却由炒家来找与其关系紧密的人来操作。在此之前房东和炒家事先商定，炒家先支付30%总房款，办理产权时再支付其余70%房款。据了解，期房到办理产权证一般都需要一两年时间里，期间因期房限转政策限制不得变更户名。这时炒家开始在联动的中介所挂出这一房源，价格一般比原先高出15%左右。在炒家和下家确定购房意向时，下家需向炒家支付30%的预付款，以及拉价后产生的利润空间。至此炒家脱身，在不菲劳务费的激励下，房东也会愿意和下家再次签下房屋买卖委托协议。如下家仍是炒家，操作手法类似。
经过这样一番炒作后，在办理产权证之前，期房已经被炒家多次炒作，价格空间已明显透支。炒客们随后拿走了虚高了房价的利润，转而瞄准下一个目标，留给真正购房者无穷的叹息和无奈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