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空心化、高科技缺位，只靠金融、地产支撑的香港经济，就像在跛脚行走。
口述 / 吴晓波
香港这几年吸引大家的目光，似乎很少是因为什么值得高兴的事。
就在上个月，香港公布了2020年的GDP数据——2020年香港实现本地生产总值27107.3亿港元（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4万亿元），同比实质下跌了6.1%。
如果把香港和内地城市进行比较，那么它今天的经济总量不及北上广深和重庆，排在第6位。排名第7位的苏州，2020年GDP只落后香港约4000亿元，从发展态势来看，苏州的GDP要超越香港不会花太久。
数据来源：各地统计局
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期，香港的GDP一度接近内地的1/4，人均GDP更是达到内地的50倍。1997年回归这一年，香港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770亿美元，比北上广深和重庆加在一起的GDP还要多。
20多年来，“东方之珠”的光芒渐暗，让人唏嘘。
今天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房地产，而在几十年前，制造业才是香港的根本。上世纪4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契机：一是为避战乱，中国内地的资本和移民大量涌入香港；二是伴随消费能力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欧美国家需要转移制造业产能；三是中国内地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承接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制造业，并成为了被封锁下的中国内地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沟通的唯一通道，由此迎来了一波强势崛起。
1960年代的香港风貌
从1960年到1980年的20年间，香港的GDP以年均近9%的速度增长，跻身亚洲四小龙，风光无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轻工业产品制造基地，出产的纺织品、钟表、玩具等“香港制造”风靡全球，工业产值最高峰时，香港有近一半的人口从事制造业的工作。
不久前去世的香港实体企业家、“毛纺大王”曹光彪，他的毛纺工厂曾是世界最大的羊毛衫生产商。再如李嘉诚，他的起家，靠的是做塑料花生意。
伴随经济增长，香港也和昔日的欧美国家一样，有转移制造业的需要。而最大的“接盘侠”就是中国内地市场。
适逢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大量低端制造业向珠三角一带转移，以所谓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方式渗透到了深圳、东莞、佛山等地。与此同时，中国几乎所有的部委和省市都在香港设立了自己的窗口公司来进行对外贸易。
这样一进一出，香港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金融贸易服务等服务行业的转型。到了1988年，香港的人均GDP迈进了1万美元俱乐部，这一时间比内地早了将近30年。到90年代初，香港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
维多利亚港天际线
然而随着实体经济的大举撤出，香港的经济被金融和房地产业越捆越紧。
1990年代初期，在金融中心地位确立和低利率政策施行的背景下，香港房价高企。市场的投机行为随即升温，导致房价进一步飙升，整个香港房地产市场充斥着投机风气，资产泡沫化问题日益加剧。
从1991年到1997年上半年，香港房价增长近4倍。在1997年6月巅峰时期，香港中档住宅的价格高达每平方米8万港元左右，豪宅价格更是达到惊人的每平方米20万港元。
香港光鲜的外表下，产业危机的魅影已经无限逼近。
香港密布的楼房
时任特首董建华曾试图做出一些改变。他提出“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套，10年内解决全港7成家庭居住问题），试图抑制高涨的房价，解决住房问题。
但这项计划生不逢时。
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港币汇率和港股承压暴跌，引发利率上升、信贷萎缩、失业增加等一连串问题，房价亦扭头下行。而按计划建成的房屋打乱了房市供给，加速了房价下滑，众多家庭无力偿还房贷，沦为负资产家庭。
祸不单行，2003年，非典疫情袭来，香港经济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股市、楼市几乎是三级跳般地连年下跌。
在经济最低迷的时候，恒生指数下跌超过6成，房价下跌将近7成，居民上街抗议，香港满城风雨。随后，香港取消“八万五计划”，大幅缩减土地供应，供求失衡下，香港房价重启上涨之路，而这一涨，就涨到了现在。
董提出的另一项转型计划是“数码港”计划，他希望凭借香港在资本、人才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突破。
结果，命运又和香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世纪之交，互联网泡沫破裂，“数码港”计划出师未捷，颇为讽刺地沦为了地产项目。
香港转型的众多尝试，要么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要么在实施过程中遭到现实因素的制约，最后都一一落空了。
连番受挫，香港再不复往日的意气风发。从数据来看，从1997年到2017年的20年里，香港GDP年均增长率大约只有3%，这个数字就远远落后于内地了。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到今天，香港的产业仍然以金融贸易旅游为主，而高新技术在香港产业中几乎没有存在感。
在历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香港的得分排名最低的一项一直是“创新能力”，2020年综合排名第五的香港，在创新能力这一项的排名在20名开外，而创新能力的子项目中，香港的研发能力排名最差。2020年，香港的研究支出占比不足GDP的1%。
制造业空心化、高科技缺位，只靠金融、地产支撑的香港经济，就像在跛脚行走。
2020年，新冠疫情又给了香港当头一棒，它的各个行业，特别是旅游业、贸易等支柱行业所遭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整个2020年，香港的经济增速是-6.1%，这个数字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下的-5.9%和2009年次贷危机时的-2.5%还要糟糕。
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数据是，2020年香港人口数据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一次年度负增长，香港的出生率甚至已经比以“少子化”而闻名的日本还要低。
如今的香港，在经济增长上有心无力，要走出目前的困局，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
面对众多棘手的难题，香港的发展前景在哪里？香港在产业经济层面还有没有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有的，那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一体化。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要点
在产业的意义上，香港在未来很难继续扮演窗口或者跳板的作用，它必须融入到大湾区的建设中，重新设定自己的城市和产业定位。
香港要做的是坚持自己的优势，也就是强化自己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同时和大湾区内的深圳、广州、大佛山地区等形成更好的产业协同作用。
在黑暗的隧道里走了挺久，现在香港可以看见隧道尽头的光亮了。
王建：香港经济增长能力为何长期衰退求答案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香港自二战后至回归祖国前的时期内，曾经保持着长期经济增长与繁荣，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并称为“东亚奇迹”中的“四小龙”。但是在1997年回归祖国以后的15年里，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却显著低于其他“三小龙”。都地处东亚，都长期面向美欧市场由出口拉动增长，近20年发展又都是逐渐被中国内地经济所牵引，香港的经济增长能力为何绩不如人呢？ 香港制造业难适应内地产业和区域结构变化 香港的经济增长能力为何绩不如人？第一个原因是香港制造产业外移，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也是讨论最多的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就把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成功的轻型制造业转向中国内地，主要是对珠三角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转移。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产业外移趋势，但显然不如香港转移的如此彻底。所以自1997年以来，香港本地制造业持续萎缩，但其他“三小龙”的制造业却还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根据新世纪（行情，问诊）初期对香港经济的有关研究，说明香港本地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是40%，转口的附加值率是20%，离岸贸易只有不足8%。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总产出的比重曾高达30%，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仍高于20%，但是到新世纪初已下降到5%，2010年已不足1.7%。从工业占总产出比重看，目前香港已经减少到只有其他“三小龙”的1/4-1/5。因此制造业这个高附加值产业长期持续衰退，显然是香港经济增长能力长期下滑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香港的优势相分离。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前十年具有显著的“轻型化”倾向，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转向了低积累、重消费的增长轨道，同时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还是国有企业为主体，而国企在获得经营自主权后，收入分配有明显重视消费的倾向。因此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个人收入与轻工业增长显著超过了储蓄与重工业的增长，这种增长模式与香港向内地大规模转移轻型制造业的过程是高度配合的。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由于长期地处海防前线，建国以来没有布局重工业，所以轻型工业比重显著高于中国北方地区，就更容易接受香港的轻型产业转移。 从香港对内地的投资结构看，60%投资于珠三角，超过1/3的企业注册在珠三角，成为广东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而香港企业的产业转移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收益，并带动了香港本地经济的转口、进出口等贸易高速发展。这是推动香港经济从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后期这近20年中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但中国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就酝酿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转型。从重工业比重看，在1978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还占工业总产出的近80%，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一度下降到45%以下，但是到1990年又回升到50%。同时，城镇居民家庭储蓄率从1988年的7.7%，猛升到1993年的超过20%.同期中国经济的总储蓄率则从33%上升到42%，超过了新加坡成为世界最高水平。这个变化已经不是在传统体制下由国家强制发生，而是在市场经济新体制下自然出现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向产权层面发展，开始给中国城市微观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在经历十年的居民储蓄阶段后，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也开始具备购买住房与汽车的能力，1998年政府又推动了住房制度改革，因此到9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出现了对住房与汽车的需求，200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居民对住房与汽车的爆发性需求。这两大需求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出现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住房与汽车的生产都必须由重工业来支撑。例如，一台汽车至少需要一吨钢，十层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钢，十层以上还要翻倍。这就引起了中国的工业产出结构“由轻而重”的长期变动过程。从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出的比重看，到2010年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50%的上升到71.4%。从珠三角地区看，90年代以来工业结构也是越来越“重”，广东省1993年轻工业比重还高达2/3，到2000年就已经对半，目前则超过了60%。 但香港在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了自己的轻型产业后，却没有像其他“三小龙”那样继续本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而是跨过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迈向金融、地产、贸易和文化、旅游、教育等代表的服务业，这就使得香港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与中国内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动方向不匹配，甚至渐行渐远。由此，一方面内地经济难以继续从香港经济中获得产业升级动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服务产业亦难以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获得动力。 第三个原因是新全球化改变了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香港经济则由于朝向服务业而难以适应这个变化。冷战结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接着开始出现了新全球化过程，到新世纪初新全球化出现了“奔腾化”发展。巨大的外部需求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巨大动力。同时，美欧发达经济体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使中国的贸易结构得到提升。1994年是中国出口结构的一个转变点，这一年的机电产品出口开始超过了传统的轻纺产品出口，到2011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是轻纺产品出口额的3倍，占出口比重也从1994年的18%上升到48%，这个变化是拉动中国经济朝向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随着发达国家在制造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向中国转移，东亚地区原有的产业与贸易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制造产业，利用中国发达的基础设施与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建立起新的全球装配制造业中心。而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则与中国展开制造业内部水平分工关系，负责零配件的供应。这样，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对美欧贸易，大量转变成与中国的贸易，中国对美欧的贸易急剧增长，并形成大量顺差。因此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东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增长，是围绕着这种新的产业分工联系而展开的，但是香港由于制造业萎缩，与内地在制造产业联系方面日益松弛，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就难以出现上世纪80年代那样高速发展的盛景。例如，1995-2011年，中韩贸易增长了足足20倍，同期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只增长了不足6倍，而导致中韩贸易获得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需要从韩国大量输入零配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还占到中国与亚洲地区贸易总额的一半，到目前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只有15%。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带来了区域结构的变化，这个变化对香港的服务产业也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改革前30年，中国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一直都是“东轻西重，南轻北重”，即工业结构越往南往东就越“轻”，相反北部和西部的重工业比重更高。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前半期，由于经济结构的“轻型化”倾向，使得国内需求集中指向了珠三角这个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加之香港对珠三角地区的轻型产业转移，使珠三角的轻工产业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得以在长期内领先全国。但是进入到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产业结构朝重化工业发展，需求重心开始向珠三角以北地区转移，这种“经济增长极北移”的现象，使工业、贸易与投资活动都不断向珠三角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带，尤其是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由于香港在地域上远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香港的服务产业优势更加难以发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极向北移动，特别是向长三角地区移动的趋势极为明显的。珠三角地区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比重显著下降，主要是因为香港是发达经济体，因此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就广东省本身看，贸易比重从1997年的49.2%下降到2010年的32.4%，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1997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2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广东省GDP总值目前还是全国第一，人均GDP却早已被江苏与浙江超过；中国重工（行情，问诊）业最发达的辽宁省，2011年的人均GDP也已经追上了广东。从工业总产值看，2010年广东是8.6万亿元，而江苏是9.2万亿元。从工业规模看，广东已经被江苏超过。由于重工业是高附加值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轻工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重工业比重高的地区，其人均附加值也会高于轻工业比重高的地区。2011年江苏省的重工业比重是73.4%，而广东当年是61.5%，因此江苏的人均工业产值就比广东高出了46%，最终反映为2011年江苏的人均GDP比广东高出了22.6%。广东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下降，对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就具有长期影响。 第五个原因是香港服务业难于和内地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也直接受到珠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日趋发达、服务业发展日趋成熟、服务业逐渐本地化的巨大影响。例如，2011年广东省进出口贸易超过四成不经过香港而由本地直接出口。2000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还刚刚超过香港的一半，但是到2011年已经比香港高出1/3。目前珠三角地区正在兴建高铁网络，建成后在半径300公里范围内将形成“一小时”都市圈，整合珠三角范围内所有主要城市。由于基础设施更发达，产业联系也更紧密，估计服务业脱离香港而更加本地化的倾向也会更加明显。 由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珠三角地区贸易的本地化趋势，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率到新世纪初就到达了顶峰，其后不断滑落，1991-2000年年均增长12.9%，2001-2005年8.7%，2006-2011年7.5%。转口贸易下滑也促使香港转向新的贸易方式，即发展服务于内地的离岸贸易。有分析说明，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已占到内地贸易总额的13%-14%。但正如前面分析指出的，离岸贸易方式的附加值率远低于本地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方式，2010年只有6.7%，因此贸易方式的变化虽然是香港寻找新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举措，却不是找到了更强的增长动力。
香港GDP比深圳高，为什么总量不如深圳？
香港一座城市的GDP总量是深圳的6倍，相当于整个中国大陆的18%。但是到了2020年，香港的GDP总量只有深圳的87%,只相当于中国大陆GDP总量的2.4%而已。
香港公布了2020年的GDP数据——2020年香港实现本地生产总值27107.3亿港元（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4万亿元），同比实质下跌了6.1%。
如果把香港和内地城市进行比较，那么它今天的经济总量不及北上广深和重庆，排在第6位。排名第7位的苏州，2020年GDP只落后香港约4000亿元，从发展态势来看，苏州的GDP要超越香港不会花太久。
香港的支柱产业主要包括：
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和房地产，而在几十年前，制造业才是香港的根本。上世纪40年代后期起，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契机一是为避战乱，中国内地的资本和移民大量涌入香港；二是伴随消费能力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欧美国家需要转移制造业产能；三是中国内地遭受西方国家的封锁。
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承接了大量来自欧美的制造业，并成为了被封锁下的中国内地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沟通的唯一通道，由此迎来了一波强势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