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外银行（特别是中资银行）普遍面临市场估值下降和资本约束增强的双重压力，但摩根大通、招商银行等部分先进银行通过“轻资本、轻资产”和数字化转型，较好地实现了高市场估值和好的资本管理的良性循环，“飞轮效应”较为明显。本文基于中外银行比较视角(本文基于披露数据，选取中外16家银行，包括国外六大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集团、汇丰控股）、国内六大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国内五家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探讨估值与资本管理关系及近年来的运行趋势，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后各家银行资本管理实践及成效，最后提出经营启示及措施建议。
估值与资本管理的关系及长期变化趋势
低估值增加资本管理难度
估值是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价值的总体评价。市值是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财富价值，是公司投资价值的市场体现。银行估值反映资本市场对上市银行的总体价值判断，是对银行未来盈利和股东回报等因素的综合评价结果。近年来，受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因素增多等因素影响，中外银行普遍进入盈利下降和估值下降通道，整体市场表现不佳。2015年至2022年6月末，中国上市银行的整体市净率（PB）约为0.5倍，累计降幅近五成，美国上市银行PB在1—1.5倍区间波动。
中资银行整体低估值反映资本回报下降趋势。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中枢下降，叠加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等因素，中资银行规模扩张和盈利增长均放缓，资本回报率（ROE）和风险调整后资本回报率（RAROC）趋势性下降。资产增速从15%降至8%—10%，利润增速从15%降至5%左右；2021年银行业ROE均值为9.6%，较2015年下降5.3个百分点；40家大中型银行RAROC均值为15.84%，累计下降4.6个百分点。2021年国外大型银行ROE均值为12.37%，累计提升3.3个百分点，带动市净率从2015年的0.87倍上升至2021年的1.13倍。（见图1）
数据来源：Wind、麦肯锡报告、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图1 2015—2021年国内大中型银行的估值与资本回报
低估值通过三个渠道增加银行资本管理难度。一是核心一级资本补充难度增加。2022年6月末，A股银行板块PB仅为0.5倍，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其中，36家银行“破净”（市净率低于1），在所有上市银行中占比高达86%，最低的仅为0.33（民生银行和华夏银行），国有四大行PB均值约为0.5，与银行业整体水平相当。由于银行股大面积破净，导致银行运用任何类型的普通股工具补充核心一级资本都面临很大困难，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降至8.5%，临近监管底线（7.5%）,资本补充压力很大。二是其他资本工具融资难度增加。银行股的长期低估值，投资者信心不足，加剧了一级市场的其他资本工具（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债等）发行的供需矛盾。从需求看，银行业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叠加资本管理要求提高，外部融资缺口较大；从供给看，银行资本工具投资者主要集中于银行业自身，非银等市场化机构参与程度较低。三是声誉和品牌提升难度增加。对于银行来说，社会声誉和银行品牌是核心竞争力之一，《巴塞尔协议Ⅲ》将声誉风险列为第二支柱的重要内容。如果商业银行因为声誉风险导致市场估值大幅下降（如2016年富国银行的“虚假账户”丑闻），则后续修复需要较长时间，银行正常经营和资本管理面临持续压力。
高效资本管理提升估值
资本管理是提升银行内在价值的关键手段。作为特许经营行业，银行业受到资本充足率的严格监管，并且在巴塞尔协议框架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体系下监管政策趋严。作为高负债经营的商业银行，资本是稀缺资源，经营目标是追求资本约束下的价值最大化。经济资本和监管资本管理是银行落实监管要求的关键工具。综合平衡规模、效益和风险，经济增加值(EVA)作为有效衡量企业价值的业绩评价机制，在国内外银行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不同的银行通过资本管理提升价值创造力的具体实践和成效差异较大。
根据公式“经济增加值（EVA）= (净利息收入 净手续费收入 其他非息收入-运营成本-资产减值损失-所得税支出)-经济资本×经济资本回报率”，银行价值创造的关键在于定价、中收、成本、风控和资本管理五大关键能力。只有在每个环节实施全面的精细化管理，才能实现银行内在价值或资本回报水平的最大化，进而提振业绩和收获估值溢价。从五大要素的内在关系看，资本成本是资产负债定价的重要影响因子；良好的资本管理能够推动中间业务收入从单纯“融资”依赖走向“融资 融智”综合服务；资本管理和成本管理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资本用来抵御和吸收非预期损失，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可以说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本文重点从资本管理角度，分析银行估值和资本管理的关系。
资本管理通过三个机制改善市场估值。一是“分子”渠道，优化资本结构。从层级划分，合格资本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利润留存和普通股融资等）、其他一级资本（优先股及永续债等）和二级资本（二级资本债和超额贷款损失准备等）。中外银行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国内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占比偏低、二级资本占比较高。2021年末，国内大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占比分别为71%、10%和19%，国际大行的资本结构为75%、10%和15%。国际银行通过灵活运用分红比例调整和股份回购相结合的市值管理手段，在实现资本内部积累和提振低迷的股票价格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并充分利用低利率市场环境，常态化发行资本工具优化资本结构，既为银行的监管达标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又为投资者创造合理资本利得，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二是“分母”渠道，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坚持量价风险平衡，保持资产总量适度增长和优化业务结构，促进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处于合理水平，提升价值创造力。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内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资产增长较快；国外银行控制资产增长，优化资产结构，压降风险加权资产，导致中资银行资本回报率低于国外银行。2021年末，国内大中型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约为1.4%，相当于国外大行的70%；市场估值PB为0.64倍，约为国外大行的55%左右。三是“转型”渠道，打造轻资本、轻资产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外银行均加快金融科技和数字化经营战略布局，推进轻资产、轻资本发展模式转型，大力发展零售银行、财富管理、交易银行等“高回报、低风险、轻资本”业务，以高质量综合金融服务，降低资本消耗，提升资本回报率，重构估值体系，提升市场估值。本文统计分析显示，银行估值与价值创造能力高度相关，市值和经济增加值相关性约九成，估值与资本回报指标（ROE、RORWA和RAROC等）相关性约八成，与资本充足率的相关性约四成。
部分银行实现估值和资本管理的良性循环
中外银行个体分化明显，招商银行、摩根大通的市场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保持全面领先。根据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三个维度，可以将国内外16家银行分成A、B、C三类（见表1）。
表1 2021年末中外银行估值与资本回报（%）
数据来源：Wind、麦肯锡报告、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A类为摩根大通、招商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呈现“高估值、高回报、高资本充足”特征。这四家银行的市净率（PB）均大于1。特别是，2021年底招商银行和摩根大通的市净率分别为1.8倍和1.74倍，是银行业整体市净率均值的2.2倍，估值溢价显著；从趋势上看，招商银行和摩根大通的估值较2015年分别提升20%和34%，而这16家银行的整体估值下降19%；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指标也保持市场前列，摩根大通的资本回报率（ROE）、加权风险资产回报率（RORWA）均为同业第一，资本充足率(CAR)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同业第六和第四；招商银行的ROE、RAROC和RORWA均为国内第一，资本充足率(CAR)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国内第三。这两家标杆性银行的共同特征是成功打造了轻资产、轻资本发展模式，盈利质量高，零售端的财富管理和对公端的交易银行能力优异，较好实现了市场估值和资本管理的良性循环。其中，招商银行是国内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的标杆，摩根大通是全球范围内综合金融和全能银行（特别是对公业务及大财富管理）的典范。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是全球零售领军银行，轻资产、轻资本发展，市场估值、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较高。
B类为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邮储银行、兴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呈现“较低估值、较高回报、较高资本充足”特征。这八家银行（国际大行2家 国内大行5家 1家股份制）的市场估值处于0.5—1倍区间，PB均值为0.6倍，低于整体均值（0.8倍），但ROE、RORWA、CRR指标均高于整体均值。其中，工农中建四大行的PB（0.55）明显低于整体均值，较2015年下降46%，但ROE、RAROC、RORWA和CAR等各类指标均高于整体均值。从建设银行情况看，除了资本充足率低于工商银行，其估值、资本回报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四大行中的首位；但对比招商银行，尽管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都更高，但估值仅为招商银行的35%，资本回报（ROE、RAROC、RORWA）不足招商银行的80%。从邮储银行和兴业银行看，市场估值在B类八家银行中相对较高（0.7倍），主要是市场更看好这两家银行的成长性，但二者的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较低，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低于10%，监管资本压力相对较大。从汇丰银行情况看，估值和资本回报指标均不高，但资本充足率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远高于其他银行，这或许反映出汇丰银行承担的监管成本大于收益，未能将高资本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且价值创造力有待提升。
C类为中信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和民生银行四家银行，呈现“低估值、低回报和低资本充足”特征。2021年这四家国内银行的PB仅为0.43倍，较2015年下降超过60%，资本回报指标（ROE、RAROC、RORWA）均偏低且持续下降，资本充足率特别是核心资本充足率指标也不高（均值为9.5%）。这四家银行的共同特征是重资本、重资产增长方式尚未有根本性改变，价值创造力有待提升，资本管理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中信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这三家股份制银行与招商银行的经营差距越来越大，在资产规模处于同一方阵的情况下，这三家股份制银行的价值创造能力已经不足招商银行的一半，市场估值更是降至招商银行的25%左右；交通银行与其他国有大行差距也类似的扩大趋势，市场估值和资本回报能力相当于其他国有大行的80%左右。
疫情暴发以来中外银行估值和资本管理特点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持续反复，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抗疫策略、应对政策和经济周期，中外银行经营及估值走势出现分化。从国内看，疫后经济重启和重构，中资银行进入新一轮的业绩和估值分化期，考验各家银行持续性的价值创造力。总体看，疫情暴发以来中外银行均有规模扩张，业绩波动，估值和资本回报处于下降通道，资本约束压力增大，但市值、盈利、资产、资本等各项指标表现错位，且不同银行差异较大。
一是中外银行市值增减错位，国际银行波动大，国内大行平稳，市场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2020年疫情暴发，国际银行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冲击，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国际银行的市值平均降幅为22%；2021年，随着疫情影响减弱及经济逐步企稳，拨备释放带动业绩改善，且非息收入表现突出，国际银行净利润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带动当年市值大幅上涨41%；2022年全球滞胀风险上升，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国际银行盈利大幅下降，上半年市值下降16%。总体看，2019年至2022年6月末，国际银行市值平均下降11.7%。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盈利和市值波动均较小，总体趋于下降；且国有大行的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2020年，国有大行市值平均下降11.8%，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分别回升3.8%和4.9%，但仍累计下降4.5%；股份制银行市值连续三年下降（降幅分别为2.6%、4%和1.1%），累计降幅为8.2%。
二是中外银行盈利增长错位，国际银行顺周期明显；国内银行核心指标基本平稳，盈利增长中枢下降。2020年，国际银行大量计提拨备，叠加零利率环境净息差收窄，经营业绩承压，拨备前利润下降5%、净利润下降40%。2021年，国际银行盈利实现V型反弹，主要靠减值回拨，推动净利润超过疫情前水平，当年增长107%，但拨备前利润仍下降0.2%。2022年以来，国际银行盈利再次承压，上半年拨备前利润、净利润分别下降8.2%和28.2%，并呈现出“利息收入增、非息收入降、拨备计提多”的特点。在美国加息周期下，净息差的改善带动上半年净利息收入增长12.3%；但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股债双降），非息收入下降13.3%；各类风险和挑战增多，拨备计提明显增加。对比之下，国内银行的盈利相对稳健，但增长动能也减弱，国有大行好于股份制银行。2019—2021年国有大行的拨备前利润增幅为5%—7%，净利润增幅为5%—6%，均较为平稳，但2022年上半年拨备前利润增幅仅为3%，较一季度下降近1个百分点，显示盈利增长动能继续减弱，主要是净息差收窄和减费让利力度加大。股份制银行的拨备前利润增长相对更承压，上半年负增长1.4%，但净利润增速相对较好，上半年增幅为8%，主要是资产减值支出下降。（见表2）
表2 疫情前后中外银行盈利表现（%）
数据来源：Wind、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三是中外银行资产增长错位，国际银行“轻资产、轻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相对较低；国内银行“重资产、重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增速相对较高。疫情对欧美经济冲击较大，加上高波动的金融市场环境，国际大行经营策略趋于谨慎，资产端减少面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投放（特别是零售贷款），增加债券等金融资产配置，资产组合呈现“低风险、高流动性”特征。2019—2021年，国际银行的总资产年均增长9%，但风险加权资产年均增长仅为0.8%；2022年以来，欧美经济增长过热，通胀高企，融资需求旺盛，国际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增长加快，上半年总资产、风险加权资产分别同比增长1.7%和3.1%。从风险资产占比看，国际银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47%，较2019年下降5.7个百分点；从资产组合看，国际银行的贷款、金融投资占比分别为34%和35%，贷款占比较2019年下降7.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国内银行资产增速稳中有降，国有大行增长快于股份制银行，但股份制银行“重资产、重资本”特征更明显。近四年，国内大行的总资产、风险加权资产的年均增速分别为8.5%和8.8%，分别高于股份制银行0.3和0.9个百分点。2022年6月末，国内大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57.7%，较2019年下降1.6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的RWA/总资产比例为71.4%，较2019年微升0.7个百分点。从资产组合看，国内大行平均贷款占比为58.3%，高于股份制银行0.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2.7个百分点。（见表3）
表3 疫情前后中外银行资产增长（%）
数据来源：Wind、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四是中外银行资本净额增长错位，国际银行以内生性资本为主，资本净额增长偏慢；国内银行资本净额增长较快，特别是外源性资本增长快。近四年，国际银行资本净额年均增速为1.1%，低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2.3个百分点，低于总资产增速7个百分点。从资本结构看，国际银行以内生性资本为主，核心一级资本占比高，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基本相当，2022年6月末占比分别为75%、12%和13%；趋势上，由于减少分红和加计拨备，国际银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资本占比分别较2019年上升0.1和0.5个百分点，二级资本占比下降1.6个百分点。对比之下，国有大行资本净额年均增速为13.1%，高于股份制银行3.2个百分点，主要是国有大行发挥稳定经济大盘的主力军作用，贷款等核心资产增长更快，资本消耗较多，需要较多的资本补充，且更多靠外源性资本补充。近四年，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年均增速为8.9%，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基本相当，其他资本净额（主要是永续债和二级债等外源性资本）的年均增速达到26.5%，高于股份制银行8个百分点。从资本结构看，国内银行（特别是股份制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占比偏低，二级资本占比较高。2022年6月末，国有大行的核心一级、其他一级和二级资本占比分别为70%、10%和20%；趋势上，由于盈利增长放缓且分红率保持较高水平，国内大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占比较2019年下降6.1个百分点，其他一级资本（永续债）和二级资本占比均上升3个百分点。（见表4）
表4 中外银行的资本增长及资本结构（%）
数据来源：Wind、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五是中外银行资本效益错位，国际银行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双降”，国内银行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一降一升”。近四年，国际银行的资本回报和资本充足率波动较大，特别是2022年以来盈利大幅下降，核心指标下降较多。截至2022年6月末，国际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ROE)为10.06%，较年初下降2.31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0.11个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ORWA）为1.68%，较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0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CAR）为15.64%，较年初下降1.16个百分点，较2019年下降0.76个百分点，主要是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对比之下，国内银行的资本回报水平稳中有降，资本充足率稳中有升，国有大行表现好于股份制银行。截至2022年6月末，国内大行的平均资本回报率（ROE）为11.87%，较2019年下降0.53百分点；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ORWA）为1.47%，较2019年下降0.13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6.57%，较2019年上升0.84个百分点，但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0.38个百分点。（见表5、表6）
表5 近四年资本回报情况（%）
数据来源：Wind、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表6 近四年资本充足率（%）
数据来源：Wind、各家银行年报及作者整理
经营启示及措施建议
银行业经营形势错综复杂，各项风险挑战增多。对标国内外先进同业，国内大型银行的市场估值偏低、价值创造能力不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振市场估值，大型银行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价值创造，统筹平衡规模、效益、资本、风险的关系，坚定不移地走以资本回报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并以《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为契机，加快轻资产、轻资本业务转型发展，推动实现资本管理和市值管理的良性循环。
一是深化经济增加值经营导向，增强拨备前利润稳定增长能力。经济增加值（EVA）和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RAROC）体现资本约束下的价值创造，这也是领先银行核心业绩指标长期表现优异的关键。中资银行要坚持并完善EVA为核心的激励约束机制，并适时重检主要管理参数，持续提升定价、中收、成本、风险和资本管理五大价值创造能力。当前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均呈现高波动特征，中外银行保持盈利稳定增长难度加大。国际银行由于非息收入占比高（超过50%），资本市场类收入大幅下降，拨备前利润增长放缓。国内银行在减费让利情况下，存贷利差持续下降；中收增长承压，叠加其他非息收入波动和经营费用增长较快，拨备前利润增长乏力。下一步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要在保持净息差稳定和净利息收入平稳增长的基础上，重点加快提升中收增长能力，加强对其他非息收入(公允价值等）的精细管理。
二是深化资本集约化经营导向，增强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能力。近年来，中外银行估值分化加剧，主要反映了各家银行的风险管控力和价值创造力差异，也体现了银行新老业务商业模式和景气度的分化。其中，摩根大通、招商银行等领先银行获得市场估值溢价，主要是“轻型银行 零售银行 综合金融”发展模式更受市场认可，通过打破业务壁垒增强战略协同，为客户提供无缝衔接的服务。对比国内外先进同业，中资银行（特别是大型银行）的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能力仍有待提升，目前手续费净收入以传统结算类、信贷相关类收入为主，交易银行类及财富管理类收入占比偏低。大型银行要继续加大对公交易银行和零售财富管理布局，着力打通“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资产托管”循环价值链，并探索数字化驱动的商业模式创新以及推动金融科技开放合作，实现服务、产品创新及向更高水平的轻资产、轻资本业务转型。
三是高质量实施《巴塞尔协议Ⅲ》，提升资本精细化管理能力。按照巴塞尔委员会事先设定的全球统一时间表，新巴Ⅲ应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受各类因素影响，新巴Ⅲ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实施时间有所推迟。按照监管部门的部署，国内大中型银行自2019年以来进行多轮定量测算工作，国内版新巴Ⅲ的实施也进入最后阶段。总体上，对多数国际银行而言，新巴Ⅲ实施更多是从效率到公平的调整，限制了国际银行复杂高级资本计量方法的资本套利空间；对国内银行而言，由于多数银行都采用标准法（权重法）计量监管资本，新巴Ⅲ更多体现从公平到效率的调整，有利于实现资本节约。一是新巴Ⅲ对于不同资产类型更精细、风险敏感度更高的权重设定，银行将有可能通过合理调整业务模式、资产结构等实现一定程度的资本节省；二是新巴Ⅲ实施后，监管部门很可能重启资本计量高级方法达标申请和核准，一些大中型银行将有机会通过实施高级法实现资本节省。中资银行要抓住新《巴塞尔协议Ⅲ》实施的机遇，保持资产总量适度增长，加快优化资产组合结构，大力提升自身的资本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精细化管理运营效率，积极开展数据治理和系统优化建设工作，在监管合规的底线要求之上，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优化业务结构，提升经营管理质效。
作者：生柳荣 何建勇 毕重文，单位：中国建设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其中生柳荣系资产负债管理部总经理
如何评价银行的竞争力
衡量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银行规模。这一指标是通过统计位居资产排名世界前1000家之内的银行的数目，来对一 国的银行规模进行评价。在追求规模效益的银行界，大的规模意味着大的市场份额，这一指 标充分反映了各家银行的规模和实力。每年世界前1000家大银行的评定结果于7月号的英国 《银行家》杂志公布，这被世界各国视为最具权威的实力评估。
经营能力与服务质量。同国际大的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和服务手段 比较落后，金融产品单一。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大都以一般存款、贷款和结汇业务等传统银行 业务为主，外资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为现代银行业务阶段，特别是风险小、成本 低、利润高的国际结算、投资咨询、家庭理财等中间业务发展已成为国外银行利润的主要来 源。如果在华外资银行从目前只办理进出口结算，扩展到与中资银行相同的其他本外币结算 业务，其技术先进、迅速快捷，能吸引走更多的结算业务。可见，中国银行获利能力如何从 传统金融服务走向现代金融服务，这是中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新的压力。此外，我国银行业， 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较窄、资金调拨不够灵活、技术设备比较落后、金融创新尚处 于初级阶段，不能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尽管如此，在国内，我国商业银行较外资银行仍 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1)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通过运用计算机和远程网 络技术，将各分支机构连成一体，使其在资金的地区间调剂、信息收集、国内结算的质量等 方面有外资银行无法比拟的优势。
(2)我国商业银行相对于外资银行而言，规模大，对我国 经 济影响力大，已基本形成了自己固定的客户，国内居民也对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 行的安全性有足够的信心。在长期的合作中，他们之间已形成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密切关 联的关系。(3)我国商业银行比较了解中国国情，知道怎样结合中国实际来满足经济发展的 需要。在服务质量上，中国银行业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据某调查机构的一次样本上万份的问卷 调查，中国本地银行业服务已得到相当多的客户承认。在被调查的20个服务性行业中，银行 以高达44%的得票率被评为服务最好的行业。
2、盈利能力。盈利能力是指银行一定量的资本获得相应比例利润的能力，是银行营运价 值的核心指标，体现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而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最普遍的指标莫过于平均资 产收益率及资本利润率。
(1)平均资产收益率。银行是经营货币的特殊行业，银行运用 较少的资本来推动较大资产的 运转，正是基于这一特点使银行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银行的资产收 益率非常低，平均在3%以下，这一指标反映银行资产获利能力。1999—2002年，美国几家银 行平均资产收益率为1.54%，欧洲几家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82%，日本几家银行平均资产 收益率为0.14%，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平均资产收益率为0.18%。美国银行四年的平均资产 收益率最高，其次是欧洲，日本银行的资产收益率波动较大，而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 均资产收益率只有0.2%左右，只有美国银行的ljl4到lj7，即营运同样一份资产，美国银行 可以产生7～14元的收入，而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只能产生1元的收人。由此可见，国有商业银 行尽管具有庞大的资产总额，但质量差，获利能力低。
(2)资本收益率。这一指标反映资本 获利能力的大小，即每百元的资本金能获得多少利润， 实现的利润越多，资本的获利能力越强，资本利润率就越高。1999—2002年，美国几家银行 资本收益率平均为26.2%，欧洲几家银行资本收益率平均为22.2%，日本几家银行这4年资本 收益率平均为-4.9%，而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为4.4%。
3、不良贷款比率。银行不良资产指银行资产中比正常资产有较大损失可能性的资产。银 行不良资产与正常资产的比例，就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率。1999—2002年，美国不良贷款比率 平均为1.44%，欧洲平均为3.49%，日本平均为5.40%，中国平均为18.19%。不良资产对银行 发展具有严重影响:
一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回本收息就越少 ，资产流动性就越差，收支就会失衡，严重的会导致支付危机；
二是不良资产比例越高，占 用资金就越多，贷款可用资金就会越少，生息和利润来源就越少，甚至出现亏损，导致银行 危机，降低银行竞争能力。与国际上大型商业银行相比，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较大 ，竞争能力较弱，因此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4、人力资源。在现代竞争中，经济组织内的人才优势和激励强度至关重要。高素质的金融 人才已成为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中国银行业严重缺乏懂得金融工程 学、熟悉各种资产定价模型的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高层次人才的比重上，国有商业 银行中研究生比重还不到1%，比较而言我国新兴商业银行的情况较好，但同外国银行相比中 国银行业尚存在不小的差距。进入我国的外资银行非常注重人才的选用，为开展业务，他们 往往以十分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来吸引最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和高素质的职员，这些人 才的综合素质所产生的经营管理效率是难以估量的。而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的庞大职工队伍， 产生了巨大的工资福利成本总量压力，使其只可能以较低的平均待遇来平衡各方利益，其结 果必然是优秀人才流失。
以上几点就基本能分析银行的竞争力如何。
与外国银行相比，我国银行业有什么优势？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外资银行在中国有三大发展机遇：一是加入WTO后，我国履行承诺，逐步放松对客户、业务和地域的限制；二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到来和金融管制的进一步放松，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上通过非传统信贷业务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增加；三是中国鼓励外资银行向中资银行参股。伴随着这三大机遇，外资银行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具体现状如下：
1．数量持续增加、经营规模不断扩大、经营状况持续转好。截止2004年底，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62家外资银行在我国设立了204家营业性机构。以上海市为例，截止到2005年3月底，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3423.4亿元，同比增长了38.4％，占市场总额的12.8％，上升了2.2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达到1659亿元，同比增速达到50％ 以上，占上海市贷款市场总额的10.6％。2005年1－3月份，外资银行实现经营利润10.7亿元，同比增长了46.8％。
2．入股中资银行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在过去一年间，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相继启动股份制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机制更为灵活的股份制银行，开放更是全面提速。截至2005年10月，共有19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65亿美元。目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份，已经占到中资银行总资产的15％。
3．进入范围由京沪深向内地逐步扩散。目前，以京沪深为主的经济发达地区仍是外资银行进入我国的首要选择地域，并且以京沪深为中心不断向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延伸。随着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为西部大开放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提供金融支持的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服务的对外开放区域将不断扩大，外资银行进入我国后的地域分布也将不断向中西部延伸。
4．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数量逐渐增多。截至2004年10月末，已有105家外资银行机构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中61家获准经营中资企业人民币业务，从12月1日开始，中国将进一步按时开放昆明、北京、厦门三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并提前一年开放西安、沈阳两个城市的人民币业务，使开放人民币业务的城市增加到18个。
5．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于存贷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主要集中在存款与贷款上，结算方面也趋向活跃，其人民币的来源不仅依靠外商投资企业的存款，而且充分利用同业借款等市场机制来筹集，基本上满足了信贷资产上的需求。据业内人士预计，外资银行在大陆的贷款额将以每年40％速度增长，到2010年，外资银行占大陆总贷款的比例将达8％。
二、外资银行的优势分析
第一、资金实力雄厚。这些银行巨舰的资产规模和利润规模都是国内银行难以望其项背的，比如花旗银行的总资产就超过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总和，其税前利润超过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总和近10倍。
第二、资产质量优良，获利能力较强。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相当高，大约在28%左右，这样高的不良贷款率世界罕见。
第三、具有组织管理优势，抗风险能力强。外资银行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多年，有着丰富的经营经验，提供的金融服务花样多，能较快地适应市场需要。
第四、软硬件设备优良，产品的科技化程度高。
第五、在不少领域享受超国民待遇。在上缴利税方面，中资银行的总负担超过70%，而外资银行的综合税率只有30%左右;在购置设备方面，中资银行费用需从税后利润中支出且需上级部门审查批堆，而外资银行却很灵活;在业务范围，外资银行可做外币投资业务。
第六、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富有生机，比较适应市场经济日益灵活多变的现实。我国商业银行目前体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符合市场需要的管理制度正在形成与完善之中。
第七、全能银行，即一般都实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混业经营，而国内银行由于国家政策限制，不能够全面参与证券和保险业务。
第八、能为客户提供品种多元的金融产品，有占优势的金融创新能力。所有这些优势都是因为外国银行有悠久的经营历史、深厚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和高素质的金融管理人才。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盈利能力、管理经验、经营方式、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不少差距，这些差距只有通过我国银行业自身的改革来逐渐弥补。
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我国金融业所带来的冲击和问题
不可否认，外资银行的进入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带来了现代化的运行机制和先进的管理模式；能够带来先进的金融产品和更好的金融服务；有助于深化金融改革和提高中国金融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能力；有利于中国金融企业国际化进程和引进外资，但这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但是，外国资本的进入必然会对国内金融业造成更大的冲击，尽管国内银行业不可能溃不成军，但面临的挑战是相当大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银行业将越来越多地丧失自己的优势客户资源，从而对自身的盈利能力造成严重影响。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优质客户，外国银行盯住的是那些优质客户资源。而那些优秀的客户资源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由于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没有多少利润可挖，因此不是他们的重点考虑对象。最近发生的数起大企业“倒戈”转向外国银行的事件就充分说明了这点。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外资银行吃了“肥肉”，留给国有银行只有“骨头”。
第二、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引起存款分流。如果这种存款分流超过了中国居民的心理警戒线，将不可避免地使国内储蓄者对国内银行信用构成威胁。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提示我们：即使有国家信用作后盾，当居民心理防线崩溃后，也会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
第三、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了方方面面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会使国内银行业中具有较高的金融专业技能、优秀的客户资源和人际关系网的优秀人力资源外流，从而造成中资银行优秀人才短缺的局面。其次是客户的竞争，外资银行在中国争取的客户主要包括公司客户、机构客户和个人客户。专业人士指出：银行的20％的客户往往能带给银行80％的利润或市场份额。还有就是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外资银行的进入正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银行业中间业务、国际结算业务和外汇业务的大量流失。最后是市场的竞争。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资金市场、外汇市场、银团贷款市场、电子商贸市场和沿海市场等都是外资银行力争占领的市场。
第四、加大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难度。外资银行本币和外币的业务限制放开后，将增加中央银行准确界定货币与信贷总量的难度，因为外资银行可通过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来抵消货币政策效果，从而减弱中央银行制定与测定货币政策目标的能力，使货币政策效果弱化。而且外资银行的进入还会加大对外商投资的产业调控的难度，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外资集中的某些产业失控。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及外资银行的进入，我国金融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在本国的外资金融机构都可能增加金融体系的经营风险，如果我国的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不善，将会增加我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因素。
第五、为我国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难题。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飞速发展及国际银行业综合化、全能化趋势的加强，中国现有的银行监管体制、方法和手段将难以适应，许多监管真空将会出现在银行，监管的有效性也有可能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进入会带来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如何对这些尚不熟悉的业务实施有效监管也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此外，由于在华外资银行的总部注册在境外，单靠我国中央银行的监管有时难以奏效，这就涉及到如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等新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营运资金不到位、将境内的资金调入国外套利、少缴或漏缴存款准备金和转移利润逃避税收超范围违规经营等问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会把国外的金融风险带入国内金融市场，这就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传导和加大了金融风险的防范难度。
四、几点思考和建议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开放的历程来看，东道主对外资银行的进入都较为慎重。但从总体上看，又都是以鼓励外资银行合法进入为主，在稳健、谨慎的原则下对金融业进行有效监管和开放搞活。这对我国金融业也有一定的启示：
1．强化市场监管，建立业务管理监测体系，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还没形成对外资银行管理的一套有效监管体系和运营机制。随着外资银行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过去的一些外资银行管理法规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一些漏洞也就成了外资银行利用的工具，这对国内的商业银行和我国金融业显然是不利的。所以应该强化市场监管，建立业务管理监测体系和完善与之相配套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应在实施过程中应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以便更好地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并与国际规则接轨。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对跨国界资金流动实施定点、定时和全程监测，增强银行监管部门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建立相应的金融突发事件预警机制，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
2．完善金融监管、确保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为了适应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推动金融发展，应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以金融整合和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为契机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建立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其它金融业务的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对现有分散的金融监管资源进行有效配置，逐步解决监管重叠与监管缺位并存等问题，提高监管的有效性和全面性，推进金融业务的创新与发展，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重点加强和完善对跨国银行、对资本充足性、对金融衍生工具和对利率风险的监管。银行业和其他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也是不可避免的，金融危机史证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分业监管体制既不可能在整个金融业受到冲击时能独善其身，也不会在自身危机时对其他金融部门不产生影响。因此，为解决我国在协调不同监管主体面临的诸多挑战，银行监管者必须和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分工协作、适度借力，以减少监管成本、确保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3．提高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水平，维护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无论在业务范围、管理创新、经营机制，还是兼并收购，与前期调控的微观金融基础相比，都有很大不同，因而就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在监管原则上，既要充分利用外资银行给我们带来的外部改革动力，提高我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又要防止由于外资银行的进入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过度竞争；在监管内容上必须将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与违规经营区分开来；在监管方式上，以合规性监管和非现场检查为主；在监管效率上，应有明确的时限要求；在监管力度上，真正遵循国民待遇原则，对中、外资银行一视同仁。
4．大力开展中间业务和国际市场业务。从目前我国四家国有独资银行的总收入构成来看，绝大部分的收入是利息收入，中间业务和国际业务中的收入所占比重非常小。但外资大银行往往非常重视这两项业务的开展。因此，我们要认识到中间业务和国际业务的重要性，并建立一套严格、科学、行之有效的中间业务和国际业务管理考核体系，以促进中间业务和国际业务的发展。
5．实施人才发展战略。金融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竞争优势。因此，要加强对金融业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则是留住人才；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增强凝聚力、归宿感；要建立起符合市场竞争规则的人才开发和激励机制，建立起较为稳定和可持续的人力资源，有效开发和配置制度体系；同时还要建立起一整套有效测度和绩效评估的技术指标和科学管理体系。
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提供了外部激励和发展动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也给中国银行业带来额外的竞争，或许会造成某种程度上的金融风险，但从长期来看，对我国银行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对银行业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将产生积极作用，为我国银行业提供了难得的参照体系和竞争对象，起到示范、激励和交流的作用。它将进一步促使和加强我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的联系和合作，通过市场互补，共同繁荣我国的金融市场。为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扬长避短，发挥外资银行对我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促进作用，避免和减少其对我国银行业和货币政策的冲击，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