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不公平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

不平等问题是伴随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始终的问题。尽管战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一度出现缓和趋向,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加剧,主要表现为各国普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严重的贫困问题。20、21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主流学界的激烈讨论,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进一步推高了相关讨论。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多种进程的产物,它尤其与各国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林德山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权力扩张以及与技术的变化相关的“技能溢价”影响到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与此同时,国家一系列迎合市场却弱化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政策方式进一步助推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此外,劳动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衰退直接影响了工人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不平等问题直接冲击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它尤其侵蚀了既有的民主秩序,助推了政治极化现象。

核心观点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加剧趋势,主要表现为各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两极分化与贫困问题日趋严重,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全球化进程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趋势的首要影响体现在资本权力扩张所导致的不平等。

2.在劳动力队伍构成变化所导致的收入变化中,技术的变化相关的“技能溢价”影响到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

3.国家政府一系列突出市场和竞争逻辑、弱化社会保护和调节机制的政策方式进一步助推了不平等问题。

4.劳动组织尤其是工会的衰退直接影响了工人在收入分配中的议价能力。

5.教育、工作、性别、种族等机会的不平等、经济动荡形势下的财富结构等也会直接影响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

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平等问题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具体来说:

1.不平等直接冲击了西方主流价值观。

2.不平等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3.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侵蚀着既有的民主秩序,尤其是助长了政治极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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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加剧趋势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不平等是指人们在地位、权利和机会方面的不平等状态。它尤其表现为一种“经济不平等”,意指“经济变量在集体中的个人之间、人的群体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分布状况”。在有关不平等的讨论中,社会学者一般将众多的不平等现象归为两类,或者说强调两种类型的不平等:一类是各个物质层面的结果不平等,如收入和财富水平、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等;另一类则是个人潜在选择机会的不平等,包括就业或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虽然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不平等有各自不同的关注点,如政治学家往往强调政治权利、社会不平等以及声望和地位的不平等,而经济学家往往更为强调收入、财富或消费的不平等,但收入或财富的不平等往往是人们衡量不平等的最主要指标。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美国学者丹尼斯·吉尔伯特在分析战后美国社会变化时,曾经把战后四分之一世纪称为共享繁荣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突然中断,于是,他将70年代初以来的时代称为“不平等增长的时代”。这一特点大抵也反映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西欧国家的社会变化特征,尽管后者(欧洲)由于其特定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两极分化的程度不及美国。然而,大量的事实说明,进入21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形势在日趋加剧。

人们一般用高收入群体(如收入顶层1%或10%)和低收入群体在收入和财富中的比值变化来表示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图1显示了过去一个世纪美国、欧洲、日本收入前10%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化,它在印证吉尔伯特的上述结论的同时,更突出表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持续扩大的总体趋势。图1显示,20世纪80年代左右,美欧日三大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收入不平等显著扩大,反映为高收入和资本收入都在急剧上升。2016年,顶层10%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在欧洲已达37%,美国为47%。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显示,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由前10%的收入份额不断增长所驱动的。

比之于收入的不平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财富(家庭储蓄、房屋净值、投资和债务的总和)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欧美国家收入顶层1%人口和底层90%人口的财富分配结构变化显示,1980~2010年间各国顶层1%人口的财富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底层90%人口的财富比重则均出现相应下降。根据经合组织相关分析报告,截至2021年7月,在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而言,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超过一半的家庭财富,这一比例自2010年以来在约三分之二的国家有所增长。而在另一端,财富分配底部一半的家庭拥有很少的净财富。在经合组织的大多数国家,处于财富分布下半部分的家庭几乎没有净财富。2018年前后,在整个经合组织,私人净财富最低的40%家庭平均只拥有家庭总财富的3%。在一些国家,这些家庭的净财富甚至显示为负值,这意味着其债务超过了其资产总值。2018年前后,近十分之一的低收入家庭过度负债。相反,财富高度集中在顶层。超过一半(52%)的财富“馅饼”由最富有的10%家庭持有。2018年前后,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接近80%的总财富。在奥地利、智利、爱沙尼亚、丹麦、德国和荷兰,最顶层10%家庭的财富份额超过55%。此外,净财富水平的增长非常不均衡。平均而言,前10%人群的财富水平在2021年之前十年中实际增长了13%,而其下面的50%人群的财富水平则增长了6%。但同一时期底层40%人群的平均财富缩水超过12%。这导致贫富差距扩大,最富有的10%家庭的财富份额增加,而剩下的90%家庭的财富份额则下降。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图2、图3显示,1980~2017年间,虽然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顶层1%人口收入比重增长而底层50%人口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远大于欧洲。进入21世纪后,美国超过五分之一的收入流向了顶层1%。而且,这种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加剧。自危机后美国经济恢复增长以来,95%的收入增长都流向了顶层1%。其中顶层0.1%超高收入者的收入在2012年的总收入中约占11.3%,是30年前的三到四倍。而对比美国的国内收入和财富分配变化,财富的两极分化更为严重。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富,前5%人口的收入占比超过60%,且其份额在过去几十年里稳定增长。如果不计算住房财富,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而且这种趋势仍在进一步上升。2008年的金融危机加剧了这种不平等。如果考虑到种族分别,美国的不平等问题更为严重。从2005年到2009年,大量美国人的财富急剧减少。2009年,典型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大幅下降至113149美元,比2005年减少了16%。同一时期典型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损失了53%的财富——其资产仅为美国白人中值的5%。典型的西班牙裔家庭则损失了66%的财富。而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阶段,美国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趋势更为严重。在“复苏”的几年里,随着股市价值反弹,富人重新获得了他们失去的大部分财富;但其他群体则未能如此。2009年,最富有的1%家庭的财富是普通美国人的225倍,几乎是30或50年前的两倍。如沃尔玛帝国的六位继承人拥有900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美国社会42%的底层人群的总财富。相反,经济衰退使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幅缩水(其中大部分属于房屋净值)。经济复苏的收益几乎完全流向了最富有的美国人。

两极分化与贫困问题日趋严重。虽然不平等问题并不等同于贫困问题,但不平等的发展却与贫困问题有着内在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指出,收入不平等会影响以增长促进减贫的步伐。在初始不平等程度较高或增长分配模式偏向非贫困者的国家,经济增长降低贫困的效率较低。此外,由于经济周期性地受到各种破坏增长因素的冲击,更高的不平等性使更大比例的人口容易陷入贫困。在美国,在收入越来越集中于顶层的同时,更多处于底层的人们的贫困问题更为严重。大约22%的美国儿童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从1969年到2009年,校正通胀因素后,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美国男性工人的收入中值下降了47%。与此同时,长期被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核心力量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其收入停滞不前。2015年前后,矫正通胀因素后的美国家庭收入中值低于1989年。经济衰退使底层和中产阶级的困境更加严重。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导致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趋势。危机开始时,底层家庭净财富的不足致使很大一部分家庭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造成的收入冲击,几乎一半的低收入个人缺乏紧急储蓄,他们在短期收入中断情况下可支配的流动资产不足以维持三周的家庭支出。而许多家庭几乎没有净财富。很大一部分人口因而没有能力应对疫情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和收入冲击。这种状况与财富分配的下半部分家庭的财富构成有直接关系。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其家庭财富中最大的一部分是房地产。在底层40%的家庭中,主要住宅占总资产的61%,而在前10%的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34%。这意味着财富较低的家庭不太可能依赖金融财富作为恢复力的资源。经合组织国家迅速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帮助家庭抵御疫情的经济影响。尽管这种支持帮助数百万人渡过了难关,但它往往可能来得晚,或不足以弥补收入损失,因此许多家庭不得不动用储蓄来维持必要的支出。

02 不平等扩大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动因

上述不平等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加剧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ć)在《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一种新方式》一书中将过去几十年工业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归之于几个主要相互共存的事实:(1)劳动力从行业转移到服务业,而在服务业中雇员更难以组织起来。(2)工业自动化进程。它与全球化进程相联。(3)在诸如通讯领域的垄断租金的产生。(4)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供应的激增,最低技能人群的工资面临下行压力。(5)降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税率,降低资本税。我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要素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相随的不平等问题,国家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分配政策)推助的不平等问题,以及伴随劳动关系中的趋势性变化的不平等。

伴随全球化和技术变化的不平等问题。在围绕当代资本主义不平等现象的多种解释中,一种倾向更为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动因,即强调既有客观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变化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全球化进程中资本的权力扩张、产业结构以及劳动市场的变化是过去几十年发达工业国家不平等扩大和两极分化加剧的重要动因。

全球化进程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收入与财富分配趋势的首要影响体现在资本权力扩张所导致的不平等。资本的便利流动给资本的拥有者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金融资本的泛滥更是强化了资本寻租的权力,从而使得财富收入的顶端拥有更大的份额,由此加剧了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趋势。皮凯蒂通过对当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等)的财富收入比率的分析揭示了这种普遍趋势。他引入了财富收入比率的概念,即公民拥有的所有金融资产相对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并将资本回报率(r)与名义经济增长率(g)进行比较。如果资本回报率大于名义经济增长率,那么就意味着富裕的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他发现,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的财富收入比率呈现一种明显的U型: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非常高,到20世纪中期非常低,然后自1980年以来强劲上升。皮凯蒂的研究显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整个时期的平均资本回报率是5%,明显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财富收入比率的增高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现象,而非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所独有,尽管后者的水平更高,美国的财富收入比率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此趋势下,拥有大量资产和股票的人的收入能力与谋生的人的收入能力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此外,产业的结构变化以及技术变化所导致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衡发展也影响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一进程是伴随着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而来的,而全球化、尤其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趋势加剧了不同产业劳动者群体之间的两极分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产业领域的劳动者队伍在财富和收入结构中的更不利地位。这也是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进程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普遍性问题。

在劳动力队伍构成变化所导致的收入变化中,人们进一步强调了技术变化对不平等的影响,即所谓的“技能溢价”(skill premium)。技能偏见对收入的影响正在增加,主要表现为低技能和非全职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低,高技能职业的收入增长率高。在发达经济体,技能溢价的增加加剧了市场收入的不平等,反映出收入分配的高端不成比例地获得教育受益机会的事实。技术变革可以通过自动化消除许多工作岗位,或提升获得或保留这些工作所需的技能水平,从而使得对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成比例地高于对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强调了技能溢价、尤其是通讯服务业的技能溢价以及更高的教育所带来的收入增值与经合组织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关。该研究强调,过去25年中收入分配结构第90位和第10位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三分之一归因于这种技术溢价。意大利学者安东内利(Cristiano Antonelli)和格林格(Agnieszka Gehringer)则更进一步借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提出并验证: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是由技术变革速度的降低决定的。缓慢的技术变革有助于巩固市场进入壁垒,并限制价格竞争的功能,将效率的提高转移给最终用户的时间大大推迟。资产所有者可以从高水平的永久垄断租金中受益。

不过,技能溢价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是限定在工薪收入者范围内——上述研究报告所强调收入分配结构中的百分位中的第90位和第10位即属于该范围,而对于收入顶层与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底层之间的收入扩大化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收入顶层的主要财富来源并非工资所得。但后者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扩大的关键所在。正如有分析所强调的,即使是在前者的范围内,也不宜过分强调技术溢价的作用。如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Joseph Stiglitz)即强调了技术工人的工资也有所下降的事实。特别是,技能溢价和机会平等与教育机会平等有关。而在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教育的机会平等本身也受到了挑战。

国家政府的政策方式推助了不平等问题。更多的研究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扩大和两极分化加剧是各国政府制度和政策变化的结果。斯蒂格里茨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主要是政策和政治的结果。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他指出造成当下困境的三个主要原因:市场没有按其应有的方式运行(既没有效率也不稳定);政治制度无法纠正市场的缺陷;以及当前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从根本上不公平。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平等扩大显然与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的盛行密切相关,是新自由主义强化市场而弱化社会保护政策方式的恶果。具体而言,传统的国家经济控制制度和政策失灵、国家一系列迎合市场却弱化传统社会保护机制的政策方式、以及伴随于此的劳动队伍组织的弱化,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趋向,并推助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一方面,国家政策突出市场和竞争逻辑,但增长的涓滴效应却在失效。美国历史学家科林·戈登(Colin Gordon)称美国的不平等是“公共政策的直接和有形的结果,该政策的设计意图就是向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这也可以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趋势性变化的概括。主导这种政策变化的是一套新自由主义话语方式。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式在强化市场和竞争的逻辑的同时,却并未能同步实现其所承诺的对收入分配的涓滴效应,相反却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20世纪7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在中断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持续增长的同时,也令战后一度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共识基础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方式受到普遍怀疑。在此背景下,新右派,即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保守主义政治力量在政治上崛起的同时,也借助于对旧体制的改革和对全球化的迎合而日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该话语的核心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的倡导和支持者把他们传统所持的市场观念有机地融入到了对全球化进程所展现的市场力量的解释之中,并助推了一系列的市场化进程。在该进程中,“市场友好”政策方式受到普遍的迎合。按照这种“市场友好”的原则,那些试图以政府的干预对社会生产进行调节和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的政策,以及工会势力强大、政府干预企业就业和其他劳动制度的行为(如严格的环保法律,最低工资等)都被视为是对市场的不友好行为。基于这种“市场友好”原则,各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凸显了一种“竞次”(race to the bottom)的政策逻辑。它最大化地迎合了市场的需求,确切地说是资本的需求。这种政策方式从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体制的英美蔓延到欧洲大陆乃至其他地区,甚至一些传统的注重运用国家政策工具进行收入再分配的政府也不得不屈从于市场的力量。有学者用公司“统治了这个世界”来描绘这种形势。资本的权力扩张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这种背景下,向资本利益的倾斜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一个普遍性特征。税收政策的趋势性变化是其重要表现。税收本是一国政府对资源进行再分配,从而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普遍以减税方式迎合资本的政策趋势下,最高边际税率呈普遍下降趋势。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之时的最高边际税率是50%,1988年下降到了30%。后来克林顿政府时期回升到了40%,但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后又回到35%。另外,对财富收入(如资本收益和股息)的减税力度促使里根时代一些公司用股票期权来补偿高管。在这些政策下,美国最富有的400名申报人(2009年,他们的平均调整后总收入略高于2亿美元)的平均税率从1992年的26%下降到2009年的20%以下。也就是说,美国最富有的一代人享受了最大幅度的减税待遇。

收入顶层的财富由此而急剧上升,它驱动了欧美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即使是相对注重社会公平的欧洲,在过去40年中,最贫穷的80%欧洲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20%~50%。但最富有1%的人收入增长超过100%,最富有0.001%的欧洲公民的收入增长达到200%。1980年至2017年间,整个欧洲经济增长的17%由收入前1%的人口占有,而底层50%的人口仅占了15%。

与此同时,对工薪者的税收却在增加。美国联邦收入来源的结构变化显示,战后以来,个人所得税占联邦收入的40%~50%。而企业所得税占联邦收入的比重从1943年的40%下降到了2013年的9.9%,相反,同一时期的工资税却从13%增长到了40%,成为联邦第二大收入来源。与之相应,企业的盈利以及收入顶层的1%人口收入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步上升。也就是说,税收负担不仅根本上从企业和更高的所得税收入者身上转移了,而且大部分税收不足是通过具有倒退性的工资税来弥补的。鉴于政府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的福利项目的资格要求和其对收入影响的事实,实际上,那些接近收入分配底层的家庭的实际边际税率是最高的。

不过,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捍卫者认为,低税收水平会鼓励高收入者的投资,而高税收水平会限制其投资意愿。因而企业税的降低会鼓励投资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从长期意义上它们会产生减少不平等的累计效应,即增长的涓滴效应。而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解释框架往往是这种“涓滴效应说”的重要理论支撑。但正如人们所指出的,库兹涅茨关于发展阶段和不平等之间的倒U型关系的理论假设只得到部分支持。虽然有大量证据证明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对减少收入不平等的积极影响,但在发达国家却相反,尤其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收入不平等现象反而在加剧。因此,有学者强调,大量研究表明了一个共识,即从长远来看,经济增长会减少收入不平等,但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衡性条件的作用。因此,产品和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和金融市场,越接近完全竞争均衡,收入不平等就越低。当经济增长与市场缺陷相关联时,收入不对称实际上会增加。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是,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经济体中,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更激烈竞争使垄断利润最小化成为可能。经济增长的标准机制是通过降低利率、减少垄断利润和提高工资来减少不平等的。但如上所述,这恰恰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中所目睹的事实。相反,衡量收入分配的可靠统计研究表明,在过去40年中,几乎所有国家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众多的学者和机构都指出了上述新自由主义话语逻辑中的问题。科林·戈登指出,市场的“供方”政策鼓吹者过高估计了可获得的税收收入的弹性,想当然认为低税收水平会鼓励高收入者的投资,因而也过于乐观地认为这种对企业(实际上是对高收入者)的减税会产生减少不平等的涓滴效应。事实上,企业和个人往往会用各种方式合理地利用税收政策,如避税、保护收入,而不是作出真正持久的经济决策来应对税率的变化。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代人的减税措施对刺激经济增长(以储蓄、投资或生产率增长率衡量)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在同一时间段内明显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同样,即便是再投资,也不能期望那些免税收入会投向本国而不是海外,而海外投资的加速会损害本国工人的收入,因而也难以达到那种“涓滴”效应。事实上,随着高收入越来越集中于“寻租”金融,没有理由认为低税收释放的资本会随着就业或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及斯蒂格里茨的理论分析都强调,库兹涅茨曲线关于在发展的初始过程中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会逐渐减少的理论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国家的分配政策弱化了社会保护和调节机制。战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以高增长、高积累和高福利的良性循环为特征的。在此体制下,国家政府在调节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普遍的认可。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增长显著下降的同时,国家在调节分配中的能动作用显著下降。与上述迎合资本的公共政策趋势相应,国家普遍弱化了其传统的社会保护和对收入和财富的政策调节功能。相反,对福利制度的打压,公共财富的缩小,以及对中产阶级的挤压等都进一步强化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趋势。

这首先体现在各国政府普遍推行的打压传统福利国家的改革政策中。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发挥积极的社会分配职能的重要制度体现。它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的不平等。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传统的福利国家不可持续的推论下,对传统福利国家的打压成为普遍的改革趋势。限制福利资格和保护水平是贯穿各国福利改革的普遍特征。这种改革的目的本在于促使人们减少对福利的依赖,通过融入劳动市场摆脱贫困,进而减少国家的福利成本。不过在现实政治中,这类政策往往是以单方面减少对分配低端保护的方式为特征的,在上述亲市场原则下,市场端未能真正建立起人们所说的平衡性条件。因此,虽然国家通过各种政策方式促使人们减少了对福利的“依赖”,但贫困问题却并未因此得到真正的缓和。大量“工作的贫困者”(working poor)的存在说明促使劳动力进入劳动市场本身并不足以改变人们的命运。相反,如上述减税政策方式所体现的,财富收入分配高端却得到了更大的保护。社会的两极分化由此而进一步加剧。

与上述经济和社会政策并行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富持续萎缩,进一步限制了国家通过积极的公共政策实现再分配的能力。图4显示了西方主要国家私人财富与公共财富对比的变化趋势。自1980年以来,虽然西方国家的经济以及国家的总财富在增长,但由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各个国家拥有的公共财富持续下降,西方富裕国家的公共财富现状却是负数或几乎为零。与此同时,私人财富则在显著上升。2015年,美国公共财富为负值(国民收入的-17%),与此同时,私人财富则为国民收入的500%。而1970年,美国的公共财富为国民收入的36%,私人财富为国民收入的326%。公共财富的萎缩极大地限制了政府处理不平等问题的能力。

此外,作为缓和收入差距的重要社会构成的中间阶级受到了持续的挤压,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动因之一。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中,中间阶级规模的扩大及其相对收入水平提高是缓和社会整体的不平等并保持社会流动性的关键。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间阶级却受到了持续挤压。这与国家的上述分配政策取向直接相关。如上述美国的联邦政府税收来源变化所显示的,一方面,国家在通过不断的减税手段减轻主要财富拥有者的负担;另一方面,来自工薪阶层的工资税却日益成为填补政府财政不足的主要税收来源。而该群体是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中间阶级受到挤压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加剧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可以通过两方面的事实来说明。一方面,中间阶级与顶层的收入水平日益扩大。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收入谱两端的工资差距都在扩大:最贫穷的10%的工作者和工资中位数的工作者之间差距的增长率与工资中位数的工作者和最富有的10%的人之间差距的增长率大致相同。但此后,这种差距在高端人群中变得更加明显:最贫困人群与中位人口之间的差距趋于平稳,而最富有人群与中位人口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另一方面,中间阶级的贫困化日益成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平等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欧盟和美国,它们占到了最贫困收入集团的90%。这进一步说明了各国总体分配政策的失败。

当然,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政府政策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也影响了不同国家的不平等现状。如上所述,欧洲国家顶层1%人群占有的财富比显著低于美国。尽管自1980年以来,由于顶层收入的快速增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欧洲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地区。这主要是由于税前和转移支付前后的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这也反过来证明,政府是否积极作为是影响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不过,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大多数欧洲国家通过普遍的降低公司税率的方式应对竞争,这可能对税前和税后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并限制欧洲国家以公平方式为其社会模式融资的能力。

工人集体组织的衰退。劳动关系的相对平衡是战后资本主义不平等问题相对缓和的重要经验,它是基于劳资关系中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包括工人组织的发展、集体谈判的制度化、以及国家政府在劳动与资本关系平衡中的积极作为。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共同繁荣取决于维持工人议价能力的政策和制度(集体谈判、体面的最低工资、强大的劳动标准等)。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日趋主导欧美政治的背景下,欧美国家政府普遍表现出亲市场和弱社会保护的政策趋势,战后一系列有利于劳动关系平衡的制度性安排以及政府传统的积极政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打压工会并挤压集体谈判的制度空间是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的新右派政治的首要政治目标。在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和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工会及劳资谈判机制受到打压。而在它们之后的左翼政党执政时期,这种状况得以维持。即便是一些具有合作主义传统的国家,体现其传统的一些制度安排也受到显著冲击,如作为瑞典传统制度模式重要构成的团结工资制度的破裂。在具有法团主义传统的德国,2002年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红绿联合政府执政期间推出的“哈茨改革方案”在凸显对资本的迎合立场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工会在劳资关系中的议价能力,进而也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力量的分化。而这些都是在迎合全球化时代的竞争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分析全球化的政治后果时所强调的:“全球化意味着把竞争两个字写得很大,把团结互助几个字写得很小。”

除政府的态度和作用外,工会地位的变化是有关劳资关系制度安排的关键因素。在上述背景下,作为传统社会团结主要力量代表的工人组织,尤其是工会出现了明显的颓势,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在既有分配体系中的议价能力。工会是各国传统劳资关系中集体谈判制度的劳方主要代表。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工会受到新右派政治力量的有组织打压;另一方面,随着传统工人阶级的萎缩,而非同质性的新中间阶级力量相对分化,难以如传统产业工人那样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会的组织率不断下降。图5显示了2019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率状况,除北欧国家依然保持了相对较高的组织率外,其他地区国家的工会组织率都处于一种极低水平。

有关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工会的组织程度会影响工资分配及再分配。在工资分配方面,工会组织和最低工资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工资分配的平等,从而减少不平等。另外,工会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强大的工会可以通过动员工人投票给那些承诺再分配收入的政党,促使决策者进行更多地再分配。从历史上看,工会在引入基本社会和劳工权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反,工会的削弱可能导致再分配减少,净收入不平等(即税后和转移支付后的收入不平等)加剧。此外,尽管一些传统观念认为,工会组织或最低工资的变化会影响中低收入工人,但不太可能对高收入者产生直接影响,可一些研究指出,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在1980年至2010年期间,较低的工会组织与发达经济体最高收入份额的增加有关。工会的削弱降低了工人相对于资本所有者的议价能力,增加了资本收入的份额,而资本收入集中于顶层的程度要更高于工资和薪水的集中度。此外,较弱的工会可以减少工人对公司决策的影响,这些决策有利于高收入者,比如高管薪酬的规模和结构。而对不平等指标与劳动力市场制度之间关系的研究证实,工会组织的减少与顶层收入份额的上升密切相关。顶层收入的增长以及净收入基尼系数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去工会化推动的。

影响不平等的其他因素。除上述因素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过去几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机会的不平等既是人们所强调的现代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直接影响了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这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职业结构差异是影响劳动队伍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重要的因素,而导致这种职业差异的最重要因素是教育。教育因此也被视为机会平等的重要路径。而教育机会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收入底层10%人群的子女只有20%~30%的概率进入大学;而收入顶层10%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概率则为90%。此外,性别不平等和种族歧视也影响了收入的不平等,其中包括了教育、工作机会、工资等方面持续存在的歧视都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了影响。

此外,财富结构也对不平等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动荡的形势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都加剧了欧美国家的不平等,而这与收入顶层和底层家庭的不同财富结构有直接关系。如上所述,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富主要是房产,而且往往是以负债的形式购买的。因此,这类家庭更容易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反,顶层家庭财富中更大比例的则是通常更容易变现的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占最富有的10%的家庭总资产的40%,而在底层40%的家庭财富中则只有18%。同时,金融资产的构成又可以区分为低风险金融资产(银行存款和债券)和高风险但高回报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投资基金)。两者在财富分配底层和高层家庭财富结构中的比重显著不同:低风险金融资产占财富分布最底层40%家庭金融资产的60%以上,而顶层10%家庭的金融资产中高风险金融资产占比高达80%。根据经合组织2021年数据,自2009年以来,经合组织国家股票价格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房价:股票自2009年低点以来飙升了86%,而房价同期增长了45%。这意味着最富裕家庭更为受益于更高的资本回报率和股息。在财富不平等加剧的大多数国家,最富有10%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在财富蛋糕中所占的份额比2010年更大。例如,在挪威,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份额占2018年净财富总额的1/3,高于2012年的1/4。而从债务比来看,底层家庭的债务主要由房产债务和消费者债务(如信用卡债务和分期付款贷款)构成,这类债务也因此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

03 不平等扩大和两极分化加剧的社会政治影响

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以致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强调,对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动态研究已成为当代经济和政治中最紧迫问题的核心。不平等问题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具体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首先,不平等直接冲击了西方主流价值观。在(不)平等问题的认识上,西方社会不同思想和政治倾向的力量之间存在着多种、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解释,尤其是在对结果平等与机会平等的理解认识上。但至少可以将坚持机会平等视为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共识。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正在危及人们的这种价值观。如斯蒂格里茨所强调的,也许不平等最令人不安的影响是其影响了人们的机会平等。在美国,机会平等——“美国梦”——一直是美国人民珍视的理想。但现在的数据表明,美国不仅成为了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而且成为了机会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前景更依赖于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数以百万计处于底层的人无法发挥他们的潜力。许多研究指出了结果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当收入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时,那些处于顶层的人可以为他们的子女购买其他人无法获得的特权,他们往往开始相信这样做是他们的权利。如此,将会形成一种阶级的固化,而这恰恰是西方主流社会——它们往往将西方社会自封为“开放社会”——最不愿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2013年12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直言,“危险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缺少向上的流动性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确切的挑战”。

其次,不平等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众多的研究都强调了高度的不平等直接影响了经济增长本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发现,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的收入不平等会对增长及其可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较高的净基尼系数与中期产出增长较低有关。富人(前20%)的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呈反比关系。如果前20%人群的收入份额增加了1个百分点,那么在接下来的五年里,GDP增长率实际上会下降0.08个百分点。相反,底层20%的人(穷人)收入份额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导致0.38%的GDP增长。可支配收入份额与更高增长之间的这种正向关系在中等收入者中继续存在。此外,高度的不平等因为直接影响了中下层的收入而影响社会的总消费,并容易引发经济危机。上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强调,发达经济体长期存在的更高的不平等性与全球金融危机有关。

最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侵蚀着既有的民主秩序,尤其是助长了政治极化现象。挪威学者古德伦·奥斯比(Gudrun Østby)指出,众多的专门研究和跨领域分析都有力地表明,“社会两极分化和同一社会阶层的社会不平等与冲突爆发正相关”。极端不平等可能会损害信任和社会凝聚力,因而存在引发冲突的危险。而且,极度的不平等会加剧部分群体的不满情绪,从而推助政治的极化现象。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日益严重的社会和政治极化现象正是其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在政治中的反映。因此,斯蒂格里茨强调,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在分裂我们的社会,破坏我们的民主”。

04 结语

不平等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始终的问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表现的形式和特征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趋严重的不平等是与多种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相随的,但显然,这一进程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同一时期的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的影响,而后者是在迎合全球化的旗帜下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蔓延和渗透的。因而,不平等问题在促使人们面对其挑战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新的认识。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2年5月上(微信有删节)

作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林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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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资本主义不公平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当今社会的新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曾有过它璀璨的年华。但它的每一个进步却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最终不能逃脱被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的历史命运。
(1)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首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社会发展中的一次大飞跃。它全面破坏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引起了——系列革命性的变革。主要表现在: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生产力冲破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社会财富的急剧增长犹如冲破闸门的洪水奔腾出来。“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等,这—切都是过去时代无法比拟的。
资本主义不仅消灭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厂统一的国家,而且消灭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许多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把世界变成丁一个开放的世界,使—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各国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渗透和竞争的新格局。
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电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使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在思想领域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高举理性原则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它的宗教神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们以“自由、平等、博爱”以及“天赋人权”为"号,冲破了中世纪以来封建专制的精神枷锁,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次精神大解放。
资本主义所以能在历史上起革命作用,根本原因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腐朽的封建所有制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2)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是它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了另—种私有制,以—种剥削制度代替另—种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是产生自己一切反面的根源。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促进厂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生产力的进步是伴随着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加深,它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工人、自己致富的手段和物质力量。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与资本主义保守的私有制度的对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随它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对立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立就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否定因素。虽然资产阶级巴在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但这种调整归根到底是为了保持自己存在的基础不变,这个基础就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发展着的生产力之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无法克服的。
资本主义提供了造福人类、解放人类的物质条件,但却利用这种物质条件破坏了人类的进一步解放,把人类又推向灾难的深渊。
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同时又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和破坏。
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文化、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又使社会风气腐败,精神道德颓废,社会治安恶化,这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总之,资本主义在繁荣进步的之后,包含着日益加深的社会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转化的必然性。
新变化:(一)生产力方面的变化
所有论者都认为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发展进行了概括。
卫兴华、陆象淦等认为,在经济发展层面上,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加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也迅猛增长,经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发展。在产业结构层面上,出现了转向信息化、服务化和高科技化的趋势。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则大幅度下降。庞仁芝、周敏凯、陈国新等从生产力要素的新变化论述了生产力的变化。劳动者:劳动力结构变化很大,脑力劳动者比例攀升,素质显著提高;劳动工具:发生革命性变革,由传统的“三机系统”(动力机、工作机、传动机)发展为“四机系统”(增加了电脑控制机);劳动对象:人工合成材料的问世,新资源的开发利用,尤其是信息资源这一非物质资源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对象的物质范围。此外,作为生产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生产管理,由于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控制论、系统工程等的运用,而获得了新的手段和工具。
(二)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毅飞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企业股权分散化。在劳资关系上,采取包括允许部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等多种形式,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在分配关系上,许多发达国家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求是》课题组则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庞仁芝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与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发展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国家干预、管理和调节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出很多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卫兴华、陆象淦认为,在资本的国际化层面上,拓展了国际贸易空间,生产经营和资本流动国际化。常欣欣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展开,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在全球范围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使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形成。
(三)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
许志功、姜鲁鸣、庞仁芝等认为,上层建筑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公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又有新的拓展;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这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制度。常欣欣认为,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还有两点变化:对国家权力机构的监督和制约的内外因素大大加强;国家权力的重心由议会向政府转移。
(四)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1、当代资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李会欣认为,当代资产阶级一是内部结构的变化,在家族资本家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经理资本家人数增加、作用上升;二是家族资本家对企业控制方式的变化,逐渐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罗文东还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开始形成。
2、当代无产阶级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变化主要表现在:工人绝对数量增加迅速,素质提高;第三产业工人已占主体地位;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庞仁芝认为,工人阶级构成日趋复杂化、多层次化;工资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劳动时间缩短;不少人成为股票的拥有者;劳动者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等途径获得帮助。
3、中间阶级。林德山指出,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即中间阶级,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方面,都不同于工人阶级。罗文东认为,中间阶级出现新的分化,分为“中间偏下”和“中间偏上”两部分人,中间阶级的人数大幅度减少。
4、阶级关系的变化。张仲秋认为,因为阶层的、阶级的、利益集团的、民族的和种族的、激进的和保守的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纠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各种社会利益矛盾冲突所淡化。陆象淦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改良主义措施,实施有利于限制贫富差距扩大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卫兴华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提高。
三、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的自我调节、改善和改良,虽然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在这方面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但是论述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张峰认为,只有把当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看作是合规律性的现象,而不是看作偶然的现象,才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常欣欣、姜鲁鸣认为,要辩证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既要看到它发生深刻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它没有变化的一面: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阶级的雇佣地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及其派生出来的三种矛盾,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的最后限度,就是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肖枫提出,要全面认识资本主义,还必须研究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只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有一类资本主义,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
(二)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
研究者由于分析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强调的方面不同,大致上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现代科技革命推动论。陶承德、陈国新、曹文振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种种变化归根结底是由于当代新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所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现代资本主义去调整生产关系和社会矛盾。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是二战后新科技革命使生产力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和资本高度国际化的必然产物。第二种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干预和自我调节论。徐崇温认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众多变化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并决定着其他变化的性质。肖枫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原因,首先是加强“国家干预”,对资本主义延缓衰老起了关键性作用。其次,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了“制度危机”;通过反对垄断,鼓励和保护自由竞争,使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仍能获得较快发展。卫兴华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以往资本主义经济自发发展不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断自觉地进行自我调节和调整。《求是》课题组也认为,自我调节是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内在动因。第三种观点可以概括为资本主义发展潜力论。一些研究者强调,当代资本主义并未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自身仍然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发展潜能。奚广庆、钟沛璋持此观点,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使其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
(三)特别关注的问题
1、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化。
《求是》课题组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国有经济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得不进行的一种调整。这样的国有经济,不过是由个别资本家占有变成一群资本家占有而已。它不仅没有改变私有制,反而巩固了私有制。股权分散化、社会化没有使资本主义变成“人民资本主义”,不过是大亨寡头们搜罗劳动者消费资金的一种巧妙形式,其用场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资本,以降低自有资本的投资风险,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路宏、王俭等也认为,股权社会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一种新模式。
2、福利制度、参与企业管理等是否改变工人受剥削地位。
肖一然认为,福利制度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是为稳定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其基本功能不过是防止社会低收入者因社会分配不公而产生对资产阶级长远利益的破坏。王俭认为,社会福利支出不过是工人阶级劳动力总价值一部分的转化形式。至于战后西方国家吸收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肖一然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出于改善劳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对企业文化影响的结果。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经济根源,并没有因为部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而得以消除。
3、关于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因素问题。
列宁指出:“辩证发展过程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确实就包含着新社会的因素”按照列宁的思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过程。刘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显现了社会主义因素:在生产力方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不能不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先进的经营形式和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显现出通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趋势。在所有制方面。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最低占7%。股份制出现股权高度分散、没有任何个人或家族或企业集团控股的、股东全球化的公众公司。这可能正是当年马克思设想的“社会所有制”。其他机构基金、社会中介组织、合作社等许多所有制,都包含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在分配方面。劳动者的工资不再是由资本家单方决定,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制,必须与工会组织谈判决定,这是对资本家所有者的控制权的一种剥夺。劳动者在失业、医疗、养老等众多方面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显然是资本主义本质无法容纳的内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是向共产主义的一种逼近。
高放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可以说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逐渐积累。各国共产党人利用合法斗争筹办的工农商贸企业和文教单位自然具有某种社会主义性质。工人自己集资、自己管理的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自己组织的各类生产、供销、信贷合作社,城乡居民的消费合作社,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数量越来越多,自发形成了某些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计划调控,还采取各种社会福利措施,这些因素的逐步增长并非资产阶级本性的改变,但是却向社会主义前进了。
对于这些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长,钟沛璋认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庞仁芝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导致当代资本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增多。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的确有意无意地吸收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观上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
(这是在其他网页给你找来滴,呵呵。貌似书上也有一些)

资本主义不公平的根源,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

  21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直接影响其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篇1
  浅谈资本主义未灭亡的原因和本质

  一、 资本主义仍未灭亡的原因

  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垂死性和腐朽性,使其正在加速走向灭亡。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国家却在经过了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巩固了统治,创造出了新的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现在,至少是当下,已经出现了胜利者的姿态,它曾经看上去已经被送进了垃圾箱,今天又从历史的垃圾箱里钻了出来,在这个地球上又重新挺拔起来,而且在用各种新的方式表现自己”。

  (一)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特别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起来。这种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表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再生产的所有各阶段,并遍布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进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表现在:

  1.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企业制度方面的新变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股权多元化的形式,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股东和经理的分工,这样能让具有专业管理和经营知识的人才经营公司,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和决策制度,使决策更科学。并且通过出卖股份给雇员,使企业成为雇员持股性质,把工人由“会说话的机器”逐步看作是“参与人”,以此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协调劳资关系、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利益的转移”。

  2. 分配关系领域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新时期,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要求分配也要与之相适应,所以分配也要社会化,在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方面,资本家在保证自己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变化分配制度,比如在产品分配上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在产品再分配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措施。客观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3. 科学技术领域和社会生产领域的新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并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形成和发展,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经济和生产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些科技、科学活动也逐渐由个体研究发展为主要由国家统一协调。国家对科技革命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二是根据经济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并投资建立新的生产部门、改造旧的生产部门、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

  4. 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善劳资关系,与工人、工会进行协商和妥协,竭力把工人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渠道中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资本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使其不得不修改一些社会价值目标,使人民的民主意识、公德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水平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综合调控,来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后果。

  上述的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并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二) 阶级斗争的作用减弱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已经创造出一种物质繁荣、生活舒适的状态,而这种“虚假的需要”抑制了“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在生产领域,也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发达工业社会可以继续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一种越来越好的生活,它把工人从以前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残酷的现实剥削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反抗能力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态度,致使资本阶级至今仍未被它的反抗阶级打倒。

  (三)产生新制度的条件不成熟

  唯一可以否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 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保障。正如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 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 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 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要想使资本主义制度彻底灭亡,不是仅靠其自身的腐败和瓦解,而要努力发展生产力,让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出现。

  但是这些新变化、弱化的阶级作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没有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缺陷和消极方面。

  二、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问题

  人人都知道,资本主义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其实很久以前,柏拉图就指出不平等的两个缺陷:第一,超过 经济范畴的任何偏离都被称为堕落。过分贫穷是堕落,过分富裕也是堕落;第二,不平等会瓦解 社会的统一,人民“社区”的统一,在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两者的利益截然不同。

  (二)资本主义的失业及贫困问题

  今天,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生产社会化的极端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流动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处,浸润到所有的地方,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竞争”。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外的低劳动成本中作为消费者获益匪浅,但是作为劳动者,他们就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生产商品上是有巨大效率的,它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生产,大部分的工厂都有过剩的生产能力,许多工人都失业了,过剩的能力和失业是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点。失业不是资本主义失常,而是表明了资本主义不能正常运转的原因,资本主义是不能成为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系的。随着失业而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贫困,而资本主义中的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精神贫困如何治愈?我想一份不错的 工作是真正有效的方法。人类需要工作,就像马克思所说,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我们也看到,资本主义不能保障所有人的就业,更不用说给人们好的工作了。

  (三)资本主义缺乏民主的问题

  资本主义同民主是相悖的,现在很多人欣羡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他们认为这就是民主,但是这些执政党始终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特权的少数阶级,它是一个“稳定的少数阶级”,它“拥有的 政治权利至少或等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并同任何其他的稳定的集团不相称”。同时,以美国为例,在竞选国家总统时,两党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两党竞选,不过是在电视上尖刻犀利的表演辩论技巧,然后私下里在同一个幕后集团里瓜分“政治蛋糕”。这种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使资源转变为政坛上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收益。而且之前也谈到,资本主义的失业状况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点,可想而知,当一个人的工作越是不稳定,他就必须竭尽可能的保住这份工作,经济越是具有竞争性, 管理者们就会越强调他们的下属必须更努力工作,资本家只想从工人那获取更多的工作产品,实现更大利润。他们不会考虑工人的生理和 心理的承受能力,事实上“工人们是否可能幸福,是与他们无关的”。所以资本主义不管是制度上还是 实践中都没有真正的民主。

  (四)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

  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全球现在正面临着 环境恶化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动员起数百万人民,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调查和治理,这无疑是好的消息,但是坏的消息就是,只要资本主义仍存在,保护我们家园的实践就无法真正有效进行,因为资本主义有三个与生俱来的特点,第一,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第二,来源于资本主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危机趋向;第三,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无限流动性。这三个特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生态破坏的制度性力量。另外,保护环境,要求过度 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去使用它的资源,但这正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要求相悖。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必须要更多地进行消费,因为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关键的市场,而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削减公共开支,开放经济,吸引国外投资。而且,生态帝国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即生态殖民。

  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启示

  重读《共产党宣言》,我们更加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出现这些新特征的本质, 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其无法根除的定时炸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念,正如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要继续坚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始终保持制度自信,让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在世界徘徊吧!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篇2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涉及面广泛,大致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经过这些形式的演变,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二,在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方面的新变化主要有:一是职工参与决策。二是终身雇佣。三是职工持股。第三,在社会阶层、阶级结构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表现为: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公司内部的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靠手中拥有和掌握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为生,最终成为以利息股票为生的食利者;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第四,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发生了新变化,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它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当然,这种经济调节机制是有限度,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的产生。第五,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表现为:一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加强;二是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三是重视并加强法制建设;四是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化,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透视,从而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上述所列举的当代资本主义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说,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新的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将不断出现和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管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但其所固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分析的科学性。对此,我们可以通过2008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作出分析。

  二

  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国内的股票市场经常剧烈波动,时不时的就狂跌;IT产业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征兆。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力发展信贷业务,使人们的购房意愿增加,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为提高资金周转率,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许多金融机构将持有的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成为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并经过层层包装向社会出售,利用房贷证券化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由于贷款成本低,房价又不断上涨,次级贷款证券的买卖也成为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手段,受到人们广泛追捧。诸多银行投资基金,金融公司直接或间接购买了大量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似乎给人们造成一种经济繁荣的现象,但这种经济繁荣的现象是虚假的。在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美联署为了减少美国经济泡沫化,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5.25%。利率的提高使购房成本增加,加重了购房者还贷的压力,社会中实际支付能力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出现大量信用违约的次级贷款,当美国房贷按揭违约率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次贷危机便随之产生。次贷危机爆发后,巨额损失不可避免,由于美国政府没能及时遏制次贷危机的蔓延,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或是陷入财务危机。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上升为金融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所引发,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打击。危机不仅使美国金融业元气大伤,而且使实体经济也遭受重创,同时还给美国民众在经济安全感、投资理财、消费习惯等诸多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不仅如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蔓延到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欧洲各国与日本,而且也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小国,如冰岛,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遭受严重打击。由于美国遭受此次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严重,短期内很难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由此而造成的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许多国家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并拥有大量美国债券,还有强大制造业依赖对美国市场出口,这不可避免地使世界各国经济遭受很大损失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也随之衰退,直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所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

  三

  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透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1]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重要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们认真研究和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1.此次金融危机的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源也都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资本家不仅无偿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使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是资本家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狭隘动机却无法处理好日益扩大的生产与产品的消费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生产相对过剩又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实质都是产品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而过剩。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为了消费掉过剩的产品,用信贷手段来刺激过度消费,还对买不起房子的人实行次级抵押贷款,以刺激经济发展。为了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又导致过度消费,为了避免泡沫化经济又要打压过度消费,生产就必然过剩;要解决生产过剩又会导致过度消费。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一天,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解决,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度的难题永远不会解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研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仍具有适用性。虽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现实生活中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转移到得到住房的穷人身上,但他们实际上却无力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与产生,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破产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和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这表明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做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后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美、英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英两国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在跨大西洋经济整合中,而且在由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须人为的干预。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加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崇金融自由。但是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它本身依然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病就更加突出了。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也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空前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这也表明,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必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不管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方法都无法给予彻底解决。这就充分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揭示的“两个必然”重要结论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四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无法克服,它就必然要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当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危机中遭遇到了挫折,甚至在西方兴起“马克思热”,但这并不意味资本主义就会很快面临终结。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作出过深刻的揭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2]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决不会”重要结论。我们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又是有条件的,只有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为根本特征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制约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并且与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具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才会冲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关系,资本主义才会宣告灭亡,社会主义才会胜利。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给现代化的发展留有空间,资本主义就会苟延残喘,甚至还表现出较为旺盛的生命力。

  我们对“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要有深刻、全面、辩证的认识。首先,“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有着内在的联系。“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以及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的全面论述。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是根本的方面;而后者讲的是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它告诫我们,“两个必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个条件具备之前决不会成为现实。其次,我们必须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与联系,既要看到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社会主义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实现“两个必然”,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使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引起当今全世界的瞩目,因为,它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责任编辑 吴高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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