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明月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林佳妮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聂辉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本文转载自2022年11月《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1期。
本文字数：288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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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其风靡世界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发现，根据过去大约三百年的收入数据，全球各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在扩大的。数据不断地验证了这一结论。2018年，美国最富的10%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余人平均收入的9倍，而最富的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其余人平均收入的39倍。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报告也揭示了欧洲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的事实。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个人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上升的特征事实。
根据皮凯蒂的分析，贫富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是，资本收益率的增长超过了劳动收益率的增长，因此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扩大。之所以资本收益率超过了劳动收益率，是因为技术进步通常都是资本偏向型。在传统经济形态下，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资本所有者投入了更多的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和管理工具。因此，伴随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可能会越来越大，收入分配会倾向于恶化。既要追求技术进步，又要缩小收入差距，在传统经济形态下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幸运的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有望为上述难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数字经济是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推动的新经济形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用数字技术改造自身的生产经营系统、管理模式与核心业务流程，形成破坏性创新和变革的过程，这就是数字化转型。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在数字经济形态下，数字技术不再只是资本所有者的生产工具和管理手段，它也可以为广大普通劳动者赋能。第一，数字技术促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从集权向分权、从金字塔状向扁平化发展，这有助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地位和收入。第二，数字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基层员工可以更加便捷地收集和处理信息，这提高了他们拥有技能的含金量和劳动报酬。第三，数字技术将一些执行常规任务的工作岗位解放出来，对执行非常规任务的技术工人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并且提高了他们的收入。因此，理论上，数字经济应该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普通工人的收入份额，改善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推进企业内部的共同富裕。
然而，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改善。例如，Acemoglu和Restrepo（2020）利用美国过去三十年劳动力市场的证据发现，数字技术赋能的工业机器人会导致更多失业和更低的劳动收入分配。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对企业的劳动力需求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并且减少了劳动收入份额。不过，Acemoglu和Restrepo（2019）指出，工业机器人并不一定更倾向于替代劳动，这取决于负向的替代效应与正向的生产率效应和就业创造效应之间的权衡。因此，数字技术或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在理论上是一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有待于更加细致和全面的实证检验。在实践上，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问题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了后发优势。如果数字经济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那么中国有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发展道路，并且这一宝贵经验将成为“中国之治”的重要部分，推广到更多发展中国家，为全球收入平等做出重大贡献。
二、主要发现
本文从企业层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使用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文本分析法构造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标，采取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基准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总体上提高了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和劳动收入份额，即同时实现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信息消费示范城市作为政策冲击，进行了有匹配的三重差分检验（PSM-DDD），以及使用两种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替换变量衡量指标、剔除信息披露考评不合格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主要结果仍然成立。
第二，分行业来看，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并缩小了管理层与普通员工之间的劳动收入差距。这说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能够同时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分所有制来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非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缩小了劳动收入差距。
第三，不同数字技术对企业收入分配具有异质性影响。大数据、智能制造、信息化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互联网商业模式则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
第四，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内收入分配的机制主要有三个：一是数字化转型具有生产率效应，从而提高了营业收入；二是就业创造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即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技术岗位和销售岗位的就业，替代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岗位就业，且前者的影响超过了后者，从而提高了劳动收入及其份额；三是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员工自主权，通过提高基层员工的相对收入缩小了企业内部的劳动收入差距。
三、政策启示
第一，从推进共同富裕的角度讲，应该大力促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是市场上的初次分配，而企业内的分配又是最重要的市场分配机制。因此，改善企业内部的劳动收入分配份额，对减少贫富差距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后来居上，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制度优势和经济优势，在改善收入分配方面成为全球典范。这同时有利于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掌握更多国际主导权，巩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谓一举两得。
第二，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并不冲突。学术界和政策界一直有一种担心，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可能会加剧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但本文的研究恰恰表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能够显著扩大劳动收入的份额，因为它做大了就业蛋糕。
第三，改善收入分配和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对症下药。我们的研究表明，要提高劳动收入分配，现阶段应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制造、信息化技术，比如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相反，互联网商业模式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因此，应该慎重考虑对电子商务和网络销售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免增加失业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