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本刊记者 赵爱玲
“以半导体、芯片为代表的硬科技企业上市活跃，推高了科创板筹资额。创业板列IPO数量第一，传统行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仍是A股新股生力军。”安永大中华区上市服务主管合伙人何兆烽近日表示。
何兆烽认为，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依然存在，但多方面利好因素仍有望助推IPO提速，今年下半年企业上市融资意愿有所增强，全面注册制有望在年内推行。
A股吸引高质量科创型企业涌入
“2022上半年A股市场有169家公司首发上市，筹资额3120亿元，IPO数量同比是有下降的，降幅有31%，但是筹资额同比有比较大的增加，有48%。今年全球十大IPO，我们有3家百亿级IPO成功发行是在A股，推高了整个上半年IPO筹资额。”安永北京主管合伙人杨淑娟称。
安永近日发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IPO市场》报告显示，随着注册制在科创板和创业板的落地与监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A股市场吸引了众多高质量科创型企业的涌入。2022上半年，科创板筹资额首次超过主板，IPO数量和筹资额占比分别为31%和37%。
杨淑娟表示：“短期迷雾中还是可以看到一些积极信号，在监管部门多措并举的推动下，多层次、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正逐步形成，证券交易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上市公司质量也不断提高。在共促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企业的ESG评级逐渐成为重要的投资依据，建议拟上市企业应将ESG尽快嵌入核心业务价值，加强管治和相关信息披露，以提升企业的资本吸引力。”
值得关注的是，从行业来看，科技、传媒和通信行业的IPO数量和筹资额均位列第一，与去年同期相比，数量和筹资额占总量百分比分别增长13个点和26个点。能源与电力行业IPO筹资额进入前五，包括传统能源和碳中和概念的环保企业；在区域方面，江苏和北京分列IPO数量和筹资额的首位，北京地区包括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两家大型国企的IPO。
谈到今年上半年A股整个市场的变化特点，杨淑娟称，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继续推行相关的制度改革，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并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海外上市的企业，特别是已经在香港上市企业有回归A股的趋势，如以中移动、中海油为代表的企业。二是科创板第五套标准的适用范围从原来的创新药企业拓展到了医疗器械企业。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球十大IPO里面3家是中国企业，这3家中国企业包括新能源行业的晶科能源选择在上交所上市，这与中概股回归密不可分。据安永预判，目前只是在美股上市的这些中国企业，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寻求到A股或者是港股作为第二甚至第三上市目的地。虽然上半年不少地方静态管理，但A股IPO的活跃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以科创板为例，去年6月份是申报高峰期，有75家企业申报；今年截至6月29号，科创板当月申报数就有69家。
政策利好有望扭转下半年趋势
“受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地缘政治动荡、股市疲软、经济不确定性和利率上升等因素影响，上半年香港和A股整体表现欠佳。随着上海和北京对新冠肺炎疫情各项限制措施的解除，以及国务院出台的33项稳定政策措施以提振经济，预计中国经济将在2022年下半年出现反弹，连带IPO市场形势有望扭转。”何兆烽表示。
随着内地经济复苏和证监会出台加大对涉疫资本项目的政策支持，下半年企业上市融资意愿有所增强。“全面注册制有望在年内推行，新股发行市场化、新股破发或将常态化以及退市从严加上渠道多元化，将助推良性市场生态进一步形成，下半年A股IPO有望提速。”何兆烽说。
今年上半年，A股市场也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有进有出”的良性发展态势，一方面IPO金额数量全球领先，另一方面企业的退市进程加快。
今年上半年有26家企业退市，数量比去年同期多了一倍，在退市整理期的股票现在是21家，目前风险警示股票超过了150家。“可以说退市新规实施以后A股的确迎来了史上最大的退市潮。总体来讲，这也是伴随着注册制的推进，好的公司可以快速实现在A股资本市场融资，如果企业指标达不到就要实现快速退市，市场环境优胜劣汰，整体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也有利于新股发行的质量，为全面实施注册制新股发行创造了较好的条件。”何兆烽称。他认为，科技、传媒和通信行业、工业与材料是排队企业中主要行业，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企业范围扩展将有利于医疗器械企业上市。
全面推进注册制是今年重点任务，注册制改革涉及发行人、中介机构、监管等方方面面。对于全面加速推进注册制有何建议？杨淑娟称，今年在推进注册制方面做了比较多的工作。未来对全面推进注册制，一是要对整个注册制监管层面上有更多严格有效的持续的监控和监管。跟核准制比起来，注册制意味着从发行阶段审批事前监管转移到上市以后事后的监管，这样需要出台和配套的相关监管、追责和处罚机制更加全面，而且要严格执行。严厉打击因为财务造假舞弊内幕交易等这样的违法行为对整个股票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除了严格有效的持续监管之外，我们还需要循序渐进在各个层面上共同发力，去实现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定价体系在内的转换和接轨。比如新股发行层面，在市场交易监管层面，和资本市场整个对外开放，互联互通各个层面上多管齐下，推进注册制更好实施和落地。”她指出。
“今年上半年退市机制不断完善，这对于整个注册制加速推进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证。退市整理期的一些股票包括风险警示股票都比较高，风险警示股票超过150家。退市新规实施以后，在A股市场上也有最大的退市潮。这就表明若注册制推行并且它能够成功地去继续推进的话，就能保证有进有出，优胜劣汰地市场化常态化制度安排，这种退出机制也是保证注册制能够成功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杨淑娟表示。
此外，报告指出在投资者的教育和风险提示方面也需要加强。为切实保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要强化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集体诉讼制度的完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管是发行人还是中介机构都要落实信息披露方面的首要责任，还有相关IPO发行人对信息披露方面的一些要求。特别是近年来ESG方面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些都是保证注册制加速推进的很重要的手段和措施。”杨淑娟说。
新三板和A股的区别有哪些?
新三板市场即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主要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新三板设立创新层和基础层，符合不同标准的挂牌公司分别纳入创新层和基础层管理。境内符合条件的股份公司均可通过主办券商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债券融资、资产重组等。新三板股票转让方式可以采用协议方式、做市方式、竞价方式或其他证监会批准的转让方式。
新三板构成了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小微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平台，尤其是对于既无法满足银行信贷审核要求，也无法满足A股上市条件的小微企业，新三板融资通道的作用更加凸显，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
主板市场也称为一板市场，指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市场（通常指股票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中国大陆主板市场的公司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两个市场上市。上交所主板股票代码以60开头，而深交所主板股票代码以000开头。主板市场是资本市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状况，有“国民经济晴雨表”之称。
主板市场上市门槛较高，对发行人的营业期限、股本大小、盈利水平、最低市值等方面都具有较高要求。通常能在主板上市的多为大型成熟企业，或处于某个行业的龙头地位，具有较大的资本规模及稳定的盈利能力，例如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中国石油等。
运用经济常识知识，从政府与企业两个角度说明怎样做才能使我国中小企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挑战和对策
中小企业是国家和区域赢得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在全球尚未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国际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加快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培育和发展，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当前我国还存在着诸多影响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性障碍，尤其是应当把发展创新型中小企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形成清晰完整的发展思路和目标，并通过制度创新和重点政策的突破，推进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全面繁荣和发展。
一、中小企业是国家和区域在全球化竞争中获胜的关键
中小企业的重要性和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中小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则是这一主题的“生力军”。从国际上来看，据有关数据统计，美国70%的创新发明是由小企业实现的，欧盟中小企业人均创新成果是大企业的2倍，德国67%的专利技术是由中小企业研发注册的。而在我国，75%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65%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发明。这充分表明，中小企业已成为推动国家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
2、中小企业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摇篮”。“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灵魂”，是推进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最重要的内在动力。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创新发展，关键在于：迫于激烈的竞争，企业家或创业者的骨子里会形成独特的商业基因，这些基因包括拥有高级的商业资源，创造高附加价值的能力和高级的决策智慧。这种先天优势，决定了中小企业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摇篮”。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小企业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创造性和敢于面对挑战的企业家，例如华为的任正非、比亚迪的王传福、吉利的李书福、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等等。这些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成为推进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动力。
3、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一方面，领袖级企业和一大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有效组合，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创新体系。例如，只有120名员工的ALWIL反病毒软件企业通过技术授权，与领袖级的IT企业成为商业伙伴，在防止全球数千万台计算机免受病毒攻击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创新型中小企业是大企业延长生命周期和保持行业领袖地位的重要源泉，为确保创新体系的不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为保持其技术创新前沿性，IBM、GE、BOEING也曾进行了大量小企业的收购业务。与之相比，我国中小企业较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还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这也使得其在与大型企业合作、促进大型企业产业并购意向中出现阻碍。也同时说明，我国中小企业创新水平仍亟待提升。
二、中小企业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目前，我国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以上海、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42家企业为例，有六大问题最为突出。
1、公平性不够。通常，中小企业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大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的制约，我国在这方面的法规和政策都不够完备。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行业准入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行业准入等方面受到明显歧视，国有大企业和一些外资的垄断性企业的不断强化，也对中小企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以汽车产业为例，比亚迪、奇瑞、吉利在内的13个自主汽车品牌2007年就已入围政府采购目录，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比亚迪共销售50余万辆车，政府部门仅采购600辆，仅占1%。
2、融资难凸显。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九条”中提出贷款要向中小企业倾斜，但2009年上半年投放7.4万亿的信贷，只有20%左右流向中小企业，在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中，中小企业得到的授信额度不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零头。目前，中小企业在国家银行的贷款比重只占22.5%，这与它们的实际贡献很不相称。国外企业的直接融资占70%，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债权融资占30%。而我国企业直接融资只占2%，98%靠银行贷款。因此，现阶段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适应中小企业融资特点的市场化金融体系不完善，融资渠道不畅通，而不在于中小企业自身。
3、政策有缺位。我国现行的一些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等，仍然是针对制造业等传统产业制定的，一些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走在了政策前面，政策环境出现“真空”。比如，有关无形资产(包括知识产权、版权、专利等)评估和抵押的政策仍然缺失，除某些地区开始尝试试行知识产权、版权抵押贷款，大多数地区还相当保守和滞后。再如，动漫设计企业属于文化产业还是服务业，其营业税如何界定？由谁来认定？此外，我国目前很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还存在难以“落地”的问题，例如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在制度层面上和可操作性法规层面上的政策措施依然不够。
4、税赋负担重。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芒德尔认为，高税率将打击民间的投资积极性，从而抑制经济发展。《福布斯》杂志最新推出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大陆排名全球第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大陆的税负太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痛苦指数”偏高，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新兴产业的发展。目前部分企业享受的“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作用也不显著，因为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而言，前几年都是投入期，根本难以实现盈利。
5、获得支持少。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了解和研究政策信息能力方面较为薄弱，在获得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和资源等方面，中小企业还缺乏与大企业进行公平博弈的能力。据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几年大中型企业创新经费中来源于政府拨款的资金占到政府总拨款的79.1%，而小型企业只占到20.9%。
6、创新人才缺。人才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中小企业做强的关键要素。然而，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在薪金待遇、发展前途、人才管理方面，都缺少经验，造成了吸引人才难、留住人才难的两难境地。据统计,目前国内一些中小企业中高级人才的流失率高达30%。过高的人才流失率必将给企业带来相当大的负而影响，最终可能影响到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力和竞争力。
三、突破发展制约，加快推进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尽管中小企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但它们往往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里既有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的缺失，也有企业和企业家自身对于企业发展规律认识的不足，对中小企业，尤其是大量的创新型企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很大制约，必须采取更为有力的举措加以解决。
1、调整思路，鼓励中小企业由“做大”走向“做强”。多年来，一些政策着力于引导中小企业尽快“做大”。这种对规模效益的追逐，也加大了企业资金、业务运营的风险，导致夭折。实际上，企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大”是市场选择和竞争的结果，依靠规模扩张起来的企业难以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国际经验表明，“做强”同样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小企业如果能够拥有独特的客户价值，具备核心的竞争力，同样能够位居产业链的高端，成为行业发展的“领头雁”。因此，在调整思路的过程中更需要在体制和政策等方面进行新的调整，引导更多的中小企业致力于做“强”，在“做强”的基础上“做大”。
2、强化服务，培植和建立多元化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议建立科学应用政策杠杆(包括：税收、合同要求、法规要求、行政命令、处罚威慑、社会舆论、业绩考核等等)的机制，使中介机构产生社会创新体系的“蝴蝶效应”。例如，如果政府希望通过鼓励社会中介服务机构及非盈利机构（NGO)的发展来推动创业，政府就可以用税收(如免税)，法规要求(如财产保护)、社会舆论(如弘扬企业家精神)、业绩考核(如评估创业企业数和成功数)等等政策手段来推动政府部门、公共领域、思想理论界、教育界、各金融机构、各类中介企业、各种媒体等中介机构来对创业者进行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同时，建议通过专门设置相关政府机构或明确赋予现有机构相关职能，切实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
3、扩大内需，把“国内市场”作为战略性资源。“国内市场”是最重要的国家战略性资源。因为市场就意味着潜在的利润和财富，谁能把这种“潜在”变为现实，谁(无论是企业或国家)就会获得无比的权力。国家出台的“扩大内需”政策，就是为了能把国内市场的这种“潜在”能力转变为现实。为了解决“国内市场”的问题，发达国家重点通过政府采购政策促进本土中小企业发展。因此，中小企业要在实施市场多元化同时，加强国内市场的拓展，寻找新的内需市场空间。
4、突破瓶颈，把解决融资难问题作为优先突破口。一是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和壮大。改进对国有风险投资机构的考核机制与管理方式，使其真正产生引导和撬动民间风险投资的效果。同时，要抓紧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对风险投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信用担保，特别是要通过规范化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私人风险投资。二是为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保险和担保。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通过风险补偿、保费补贴和业绩奖励等多种方式，鼓励担保机构更加广泛地开展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担保业务；同时，要规范政府在贷款担保中的行为边界，注重通过市场机制加以引导和调节，使担保事业尽快走上市场化的健康发展轨道。三是建立与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政策性银行。就服务对象而言，该银行将专门为高科技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不依据企业规模、财务状况资产和担保品的情况来选择支持对象。就业务和产品构成来看，该银行将为科技企业提供贷款和投资为主要业务，并将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的融资特征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5、减轻负担，加快推进针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创新。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不同层面的产业都在同时发展。但是，我国17%的增值税政策是根据制造业来定的。对于一个生产加工型企业来说很容易将当期销项的税额减去当期进项税额(一般为17%)，如果该企业当期进项税额的成本(有形物料等)越高，被允许扣除的部分越大，其结果总的税率就越低，可低至1%。但是，对于生物医药、软件、创意等无形资产创新驱动型企业来说，其研发、知识产权、技术决窍等却无法形成有形成本进行抵扣。采用现有的进项税额抵扣方式，实际他们负担的税收比加工制造企业要高甚至是加工制造企业的l0或20倍。结果，这项增值税政策就有意无意地补贴了那些为外国消费者代工的加工型企业，对于那些靠研发、知识、创意来创造价值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建议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高投入期、高无形资产、产品高附加值等的特征，科学设计相应的特殊税项或税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