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建，西泽研究院院长、教授。
三年前写的一篇《文明与自省：闲谈国足和A股总搞不好的底层原因》，随着国足令人吃惊的1：3败给了越南又火了，然后随之不出意料的又被“因违规删除了”。其实，每次国足让人意想不到的失败，或A股让人绝望的萎靡不振，这篇文章就被某些人拿出来火一下，然后再被因“违规”删除。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其中的观点，但是批评这篇文章的，提出的批评意见大部分是激进的，基本没有认真通读过原文，或不太懂文章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结构及偏好）。
一是文章总是被删除，二是总有一些非理性的谩骂，这两者或许也构成了国足和A股总搞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前者代表自由思想市场的严格管制，多元化的声音无法表达，很多问题或者讳疾忌医或者鸵鸟心态。声音有对有错，真理则是越辩越明，只有一种声音，容易引起共振，那对桥梁是危险的。而来自社会非理性的谩骂声，则代表着另一种更加让人忧虑的力量。“群众们不喜欢理性，因为理性代表着温和与懦弱。群众们喜欢的是令人振奋的口号和那些与自己成见不谋而合的呼喊， 即使这一切都是错误的”。
当然，我也并不认可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角度完全对。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的比较，是一个深刻的学术话题，如果是要做严谨的学术研究，这篇文章的确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了一个假说：当中国从过去熟悉了几千多年的农业社会，用了不到百年的时间过渡到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时候，我们在社会治理和思想文化等软件和底层思维方面，真的准备好了吗？
中华文明的可取之处，在于兼容并包，在于海纳百川，在于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这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主要原因。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了现代物质文明，但在底层思维上仍然不打破传统的认知，仍然奉行官本位文化，仍然用静态的绝对的权威秩序和简单粗暴的线性思维，来中心化的居高临下的管理一个复杂精致的现代社会和经济系统，结果就可想而知——“虽然头上的辫子剪掉了，但内心的辫子仍在”。这里的“辫子”，就是官本位和权力唯上思维。分布式的复杂体系必须用分布式的治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本质上也是一种权力的下放或分布式配置。
这种思维的认知，也是当前南北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北方崇尚官本位和中心化的权威，南方更认可企业家和分散式的管理。这或许与北方以农耕文明为主，与海外交流甚少，思维比较封闭有关。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不适宜大规模的粮食耕种，商业文明浓厚，而且与海外交流较多，思维相对开放——当然都是为了生存。我们当然不是全盘否定大陆宗法体系和农耕文明，因为漫长的中国历史，这种文明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繁衍和稳定。但是时代总是变迁：当三个甲子年前，代表海洋文明的西方列强们用船坚利炮摧枯拉朽一个看似庞大的晚清帝国后，所谓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以当时的清朝皇族，也不是以当时的平民百姓的意志为转移。任何空洞的口号、道德的批判，都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复兴，必须还是要开放思维，以虚怀若谷的态度“师夷长技以制夷”。
还有一个因素，长期以来，除晚清鸦片战争在南方海域展开，北方是历代王朝抵御少数民族外敌入侵的地方，更多的是担负“国家安全”的重任，军事化管理思维比较浓厚。而军事化管理，本质上也是权威中心化体系的。南方则相对战乱较少，即使是组织军事力量，也是来自于家族和地方。这样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时期，北方的这种潜在的军事和官僚思维意识当然就不适应。从足球的发展来看，虽然北方盛产足球人才，但夺冠的俱乐部在后期还是以南方为主。当然，恒大足球帝国独霸中国足球近十年然后轰然倒塌，是另一个极端模式的崩溃——债务资本疯狂与金元足球扭曲的“大败局”。这种看似运用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实际上严重不遵守市场和资本规则的债务疯狂扩张模式，不是海洋文明而是一种海盗“文明”，这是西方文明里的糟粕。
从爱好者的角度，足球只是一项运动，只不过作为一种多人组织的户外竞技运动，代表着人类内心最原生的运动渴望和审美冲动：在蓝天和草地上奔跑，体现着人类的速度和力量，团队的默契和坚韧，特别像占据人类历史时间最长的狩猎时代（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人们在集体观看足球比赛中，感受到人海的力量，激发出内心被现代文明压抑已久的潜意识里面的冲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国家和地区之间没有了战争，足球比赛能部分的满足人类隐藏在内心好斗的本性，等等。因为这些原因，足球成为第一大运动。
但是，足球再热门也只是一种运动，要想足球踢得好，必须要遵守竞技运动的科学规律。如果将太多的包袱强加在足球身上，肯定是不符合竞技体育的规律的。体育运动，首先要让运动员感受到这项运动本身的意义，那种发自内心的来自生命原生态奔跑的快乐，那种虽然痛苦但是能感受到战斗意义的力量，那种美妙的体现人类独有智慧的团队战术和默契律动等等。如果在比赛中感受不到这些，心中只有沉甸甸的压力或浓厚的功利意识，就很难发挥出应有的状态。
最重要的是，现代足球是一项非常复杂精致的训练和比赛体系，是一项“从娃娃抓起”的长期工程。如果把足球当作一项政绩，官员的追求往往是短平快，很难有动力和耐心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而且，官员的愿望越强烈，越有雄心壮志，可能对足球的不利影响越大。因为这些官员会深度介入到足球的日常训练和比赛中，甚至对参赛队员和战术都指手画脚。“当一个司令员开始干预如何摆放机枪和如何组织冲锋队形的时候，失败是注定的“。因为他做了一个班长该干的事，而对自己的司令员职务却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
还有一点，现代足球是以人为本的，足球运动员是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作为成绩的工具，要关心他们的个人诉求。如果把他们仅仅当作一个必须服从命令的运动员，采取”军事化管理 政治动员”的模式，长期封闭集训没法像正常人那样与家人团聚，也没有文化知识类的培养灌输，他们在赛场上真的会有那种职业的或国家荣誉感的拼劲和富有灵性的创造力吗？
管理足球如此，宏观调控一个经济体系也是如此。政策层最大的智慧要用在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微妙边界上。对市场、对企业家要多一些信任，对违规违法行为则要严厉制裁。相信社会的力量，内生的力量，也就是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权威型政府，也不是服务型政府，而是法治型政府。
以上所谈，皆非国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