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应该还记得，2018年我们股市跌了一整年，还在2019年初创出了2440点的低点。
其实就是宏观去杠杆的结果，黄奇帆的《分析与思考》中提到，十九大（2017年）提出了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开始没说清楚重大风险是什么，其实翻回来看，主要就是金融上的风险。
一旦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总量超过8%，就会有很大的金融风险。美国2008年崩盘之前是占GDP的百分之八点几。我们在17年的时候一度达到了8.8%，到18年的时候勉强控制在了8%以内。现在回看这个数据有一点后怕。
主要问题就是当时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太高了，多高呢？数据是这样儿的：
“非银行非金融的企业负债＋政府部门的负债＋居民部门的负债，三方面加起来是GDP的2.5倍，250%。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我们是前5位。”
也就是每1元钱的GDP产值，就对应着2.5元的负债。
书中拆解了数据：
第一，政府部门负债水平和国外比，占GDP50％左右，不算高（漂亮国不算州政府债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所以实际比我们要高）。
第二，居民部门从2013年的20%多，慢慢提升到50%，主要是房贷。也不算高，但是不能再涨了，再涨就泡沫化了。（所以房住不炒）
第三，企业债占到了GDP的160%，这个比重就有些过高了。企业相当于都是在给金融机构打工，实体永远赚不过金融业，就会导致没有人愿意真正去做实体企业了，这个时候经济发展就会遇到困难，也就是“脱实向虚”。
目前我们企业融资10%是靠股权融资，另外的90%都是债权，银行贷款、信托、发债等等方式。如果还按照这个比例融资的话，杠杆率会继续攀升。
所以，我们看到上头一直要发展股权融资市场，去做注册制改革、科创板、北交所，加强退市制度，减少炒小炒差，保护投资者利益。其本质也是在降低宏观的杠杆率，防范风险。
至此，我对国家重视股权市场有了更深的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我们要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和国外的高科技企业竞争，这些硬核科技的创新型公司需要去借钱做研发，但是如果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只管银行借钱肯定是不够的。高科技领域的研发属于高风险投资，和银行的低风险低收益属性并不匹配，却和股权融资高风险高收益的属性相匹配。这就要去推动股权融资市场大发展，支持硬核科技、专精特新，国外的高科技企业也是靠股权融资慢慢做大做强的。
第二个层面，正是降低宏观杠杆率的问题。如黄奇帆先生所说，能够把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的比例从1:9，慢慢提升到5:5，就比较理想了。显然目前还没有做到，但绝对是自上而下引导的大方向。
风物长宜放眼量。
看清楚大势所趋，短期的震荡，也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