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 台湾「中国台湾股市变迁录」

自上世纪 60 年代台交所成立以来,台湾股市从无到有、几经沉浮,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国际化的成熟市场。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台湾股市经历过初创期的“蛮荒时代”,也见证过“四小龙”时代的荣光。回首过往, 80 年代“股疯”热潮的回忆还历历在目, 90 年代以来对外开放带来的深刻影响也依旧耐人回味。本篇报告,我们拾级而上复盘台湾股市变迁的大历史,一方面探寻东亚股市的宿命与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为当前的 A 股市场提供参考。

一、19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台湾股市初创期

1.1、诞生于“土地改革”,成长于“蛮荒时代”

上世纪 50 年代,“土地改革”催生台湾股票市场。台湾股票最早诞生于台湾当局的土地政策改革,1948 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社会、恢复经济的政策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包括农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中,政府对强制征收的土地采取三成配发股票、七成搭配实物土地债券的方式给予补偿,由此带动了最初的证券流通和交易需求。股票发行数量增加至 5 亿股以上,叠加彼时大量发行的公债,早期的“店头交易”模式在 50 年代萌生,成为台湾证券市场的雏形。

战后台湾 “以农养工”,经济逐渐进入工业化准备阶段。50 年代初期,依靠美国的援助,台湾逐渐解决了岛内供需矛盾,经济基本恢复至二战前的水平。但产业结构依然是以农业为主,逆差严重、外汇短缺,这种背景下当局政府提出了“以农养工”的发展方针,继续深化土地改革,至 50 年代后期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轻工业也逐渐培育成熟,生活必需品基本实现进口替代化。随后台湾经济进入工业化准备阶段,为后来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打下基础。

台交所成立初期,股票市场发展缓慢,整个 60 年代基本处于“蛮荒时代”。截至 50 年代末,台湾证券数目和发行规模扩大,岛内证券交易亟待规范化。1954 年 1 月和 1957年 7 月,台湾当局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台湾省证券商管理办法》,随后在美国专家协助下,于 1960 年 9 月成立了政权管理委员会,并于次年推出《证券商管理办法》。1962 年 2 月 9 日,伴随台湾股票交易所正式开业,台湾股市真正设立。然而,台湾股市设立初期,上市公司仅 18 家,总市值仅约 68 亿新台币,且流动性严重不足,全年换手率甚至不到百分之十。截至 1969 年底,上市公司也仅 42 家,发展速度非常缓慢,而且整个 60年代,台湾股市大股东操控盛行,股价波动剧烈,因此常被戏谑为“蛮荒时代”。

1.2、70 年代实体经济腾飞,但股票市场发展相对滞后

60-70 年代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实体经济跃居亚洲“四小龙”。进入 60 年代后,由于岛内市场总需求有限,前期不断积累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能逐渐饱和,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开始寻求模式转型,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政策。而上个世纪 60 年代,恰逢全球经济战后共振繁荣期,一方面外部需求不断扩张,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始了全球性产业链配置,这使得台湾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凭借外部需求和加工贸易的繁荣,60-70 年代中国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与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

《证券交易法》颁布与落实,标志着股市发展逐步规范化。为规范股票发行与交易,台湾当局于 1968 年 4 月颁布《证券交易法》,有效制约了股市操控行为,为市场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相关政策的落实也推动了台湾股指在 1969 年至 1970 年出现了小幅抬升。此外,步入 70 年代以来,以 1966 年为基期的编制的台湾加权股价指数已步入成熟,市场逐步走向规范。1972 年初,台湾股市经历了长期的低迷后开始拉升,并且连续两年量价齐升,1973 年底台湾股指一举站上 514,在初期低基数基础下,此两年的年均复合涨幅达约 95%,实现股市创立以来的第一次突破性成长。

但受制于外围冲击和金融改革滞后,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台湾股市长期震荡调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外部需求转弱,近两年的短牛行情被迫暂停。为应对股市下挫,台湾监管部门曾出台《授信机构办理证券融资融券业务暂行办法》,即单向融资、禁止融券,也被称为“跛足信用交易制度”,但最终并未能挽救此次系统性冲击引发的股市下跌。经历了两年的震荡调整,1976 年台湾当局货币市场化开始运行,允许其交易利率不受央行管制,同时台湾经济同比增速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这也推动了台湾股指在1977 年迎来一段短期的修复行情,但之后又再度步入横盘震荡模式。纵观 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初,虽然实体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但由于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叠加全球经济萧条和外部冲击的影响,台湾股市呈长期震荡调整走势。

二、19 世纪 80 年代复盘:中国台湾股市快速成长期

2.1、牛市根基:工业起飞、汇率升值、居民财富累积

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助力“虚拟”市场繁荣。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济迎来工业化转型的重要窗口,为应对石油危机爆发和外围需求的放缓,台湾当局出台了第 6 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由前期工业园加工贸易为主,转向重化工业,包括电力、交通、钢铁、船舶、石化等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最著名的即蒋经国提出的“十大建设计划”,包括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发电厂、高雄造船及石油化工等重化工建设。同时,台湾经济在 80 年代也拉开了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改革的序幕。1955-1984 年 30 年间,台湾 GDP 年均增速中枢基本保持在 15%左右,为之后的经济转型和“虚拟”市场繁荣都打牢了基础。

长期贸易顺差积累大规模外汇储备,台币升值吸引热钱涌入。80 年代之前,台湾基础货币投放与外汇占款紧密相关,主要归因于当时台湾盯住(软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自从台湾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建立后,就伴有长期的贸易顺差以及外汇储备增加,80 年代初台湾国际收支飞速跃升,外汇储备从 1980 年的 22.05 亿美元增至 1990 年的 724.41亿美元,外汇储备大规模提升。1986 年,“广场协议”在美日主导下签署,台湾当局也开始着手对台币缓慢升值,但事后看该策略并没有减轻台币升值压力,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本币升值预期,并驱动国际热钱涌入岛内市场。

货币宽松利率下行提供充裕流动性。70-80 年代台湾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除少数特殊年份外,台湾 M2 增速都在 20%以上。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之下,台湾物价并没有大幅攀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阶段实体经济需求依旧处在高速增长区间,吸引了部分新增货币;同时伴随汇改,利率政策也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高储蓄率叠加利率下行,银行体系流动性溢出,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也为此后的资产价格抬升埋下了伏笔,过剩的岛内流动性涌入地产和风险资产。

80 年代中后期,台湾迎来“疯牛”。从 1985 年到 1990 年,岛内开户数由 40 万户爆增到 503 万户,平均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1987 年开始,信用交易中融资融券余额大幅抬升,交易热情空前高涨,推动股市起飞,同年台湾通过了“证券交易法修正案”,全面开放证券商设立的限制,并打破经纪、自营的分业限制,截至 1989 年底,经核准开业的证券商由原先的 20 家激增到 373 家,场内交易人数与证券商爆发式增长,台湾股市流动性引来巨大的增量成长。1990 年 1 月台股总市值由 1985 年 7 月的 3046 亿元新台币增至 77121 亿元新台币,股市成交额由 1985 年 7 月的 118 亿元新台币增至 1989 年 8 月的 32988 亿新台币,增幅均创历史纪录,并斩获当年全球股市排名的第 3 名,仅次于东京和纽约股市。

2.2、80 年代“疯牛”行情复盘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台湾股市经历了为时 6 年的“疯牛”行情。从指数上涨节奏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波行情:大牛市启动,两年指数涨幅超过 8 倍。1985 年下半年,台湾股市企稳回升,就此开启了长达 6 年的大牛市。自 1985 年 7 月底至 1987 年 10 月初,台湾加权指数从 530 点持续拉升至 4673 点,两年多的时间内累计涨幅超过 8 倍。1987 年起,日本为抑制经济泡沫开始紧缩货币,导致日本债市暴跌,冲击随之扩散至全球,美国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叠加美联储释放加息预期增强信号,最终引发美国股市大跌。受此影响,台湾股市也进入 3 个月的调整期,最大回撤达 49.93%。

第二波行情:疯牛初现,大盘指数冲破 8000 点。1988 年初,台湾股市投资者情绪再度高涨,两融余额持续攀升,推动指数在年内冲突 8000 点。从年初的上涨,到 9 月 24 日触及 8789 高点,这轮行情在不到 9 个月时间内累计收涨近 3 倍(涨幅 275.5%),疯牛迹象已经愈发明显。为抑制过度高涨的投资者情绪,1988 年 9 月台湾相关部门出台准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政策,之后大盘连续 19 日收跌,从 8789 点跌至 5615 点,跌幅达36.11%。由于股市急速回撤,投资者示威游行引发社会秩序紊乱,管理层迫于压力宣布取消资本利得税征收计划,指数才开始触底反弹,但反弹行情未能持续,随后大盘指数再度回调,至 1989 年初回撤幅度达到 44.6%。

第三波行情:投机情绪蔓延,指数波动加剧,指数在极度泡沫化后崩盘。经过 1988 年四季度的调整后,1989 年 1 月起,台湾股指再度发力上扬,从 1989 年 1 月的 4873 点持续震荡走高,一时间市场乐观情绪弥漫,点位预期直指 15000 点,但完全脱实向虚的行情演绎注定难以维系,伴随 1990 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爆发,台湾 80 年代的股疯以 12495点的罕见高点告终,史无前例的超级股市泡沫破裂,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大跌,此后 7 个多月跌落一万余点,到 1990 年 10 月 1 日,跌至 2485 点的谷底,累计跌幅逼近 80%。

总结来看,80 年代台湾股市获得了长足发展,股票市场活跃度与市值规模得到迅速提升。尤其是 1985-1990 年,接近 6 年的牛市行情为大盘指数贡献了约 20 倍的涨幅,台湾上市公司数目在 80 年代的十年间大致翻了一倍(截至 1990 年达到 199 家),而台湾股票市场总市值更是在 1990 年初突破了 7.7 万亿新台币的历史记录,该峰值直到 1997年才被超越。在这场史诗级的牛市行情中,台湾投资者热情几近疯狂,在泡沫破裂前的1989 年第四季度,台湾指数的成交额达到 3060 亿美元,相当于 1988 年全年成交规模,日均交易量更是超过东京和纽交所之和;到 1990 年泡沫顶峰时,台湾股市活跃交易账户数量激增至 500 万,已经达到台湾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2.3、中国台湾股市大幅波动与崩盘收场的原因

上文已经提到,台湾股市 80 年代的牛市行情,得益于工业化推进、本币汇率升值以及流动性宽松等基本面因素的共同推动。同时,以散户为主体的投资者结构,对牛市行情的演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在基本面和资金情绪面的负反馈冲击下,台湾股市以大崩盘收场。

(一)民众热情推动股市脱实向虚,80 年代后期估值严重泡沫化。整个 80 年代台湾股市大起大落的背后,是极大的民众热情与超高的换手率,这使得台湾股市与基本面脱钩,并迅速走向严重泡沫化。至 80 年代末,台湾市场凭借不足 200 家的上市公司,贡献了超过东京和纽交所之和的成交规模。若分阶段来看,在牛市初期,股市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推动下稳步上行,确实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但 88 年之后的两波行情中,市场已经转由资金情绪所主导,1989 年底至 1990 年初,台湾市盈率始终维持在 50 倍以上,峰值时甚至达到了 70 倍,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

(二)台湾本土经济增长乏力,货币紧缩加剧了股市调整压力。一方面,80 年代台湾工业化逐步迈向成熟期,经济增速出现内生性放缓,整个 80 年代台湾经济增长中枢由 70年代的 11%降至 7.6%,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又进一步降至 5%;另一方面,80 年代末,台湾当局放弃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并向浮动汇率转变,1990 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已由 1985 年的 39.86 变为 27.16,相对美元升值 46.76%,汇率的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岛内出口竞争力。

80 年代也是台湾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转型期,1980 年台湾当局引入货币市场利率,但官方为了降低资本成本、促进投资,持续人为压低利率。这种政府的干预行为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资本配置的扭曲,由于利率过低,导致大量民间储蓄不情愿流入正规金融体系,也导致正规的信用体系无法满足过高的资金需求,只能将稀缺资本给予相对低效的公营企业(类似国企),造成资源配置扭曲。80 年代后期,台湾学界和官方都意识到利率管制的负面影响,并于 1989 年正式推行利率自由化改革,货币市场和政策利率随即攀升,台湾金融业拆借利率自 1987 年初的 3.78%一路震荡上扬至 1990 年初的 10.68%,而利率水平走高对资产估值泡沫形成直接冲击,加剧了股市的调整压力。

海外冲击频发,日本泡沫刺破加速台湾股市崩盘。如果说岛内经济基本面为台湾股市的暴跌积聚了内因,那么海外的利空因素则是压垮台湾股市的“稻草”。1990 年初日本股市崩盘,拖累全球股市进入低迷阶段,随后美股也于当年 7 月出现大幅回撤,国际游资在赚取大量超额利润后撤离台湾,加剧了本土市场的调整压力。同年 8 月海湾战争爆发,原油价格在 1990 年达到近 5 年的历史高位,制造业成本抬升对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台湾股市从 1990 年 2 月至 10 月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崩盘,大盘指数从 12495 点跌去10000 余点。股市泡沫的大崩盘最终向整个金融市场扩散,房地产价格也应声跌落,很多被股票和土地套牢的企业营运也陷入困境。

三、“新时代”——中国台湾股市迈向对外开放

3.1、中国台湾金融对外开放历程回顾

贸易摩擦叠加救市诉求,台湾外资开放于 90 年代初起步。中国台湾自 1986 年跃升为对美贸易顺差第二大地区,美国接连发布《美国金融机构海外待遇报告》催促台湾证券市场对外开放。为了缓和台美贸易摩擦,台湾在证券市场开放问题上开始做出让步,外部压力推动对外开放起步。与此同时,台湾内部又恰逢 1990 年股灾,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市场交投情绪陷入低迷,当时台湾股市投资人结构中自然人占比大等特点也导致市场中投机情绪强烈,股市稳定性较差。为了缓解贸易摩擦,也为了应对股灾,台湾决定加大外资引进力度,为股市寻求增量资金的支撑,从此,台湾股市步入外资开放的漫长旅程。

因地制宜分步国际化,合理调控稳步发展。向前追溯来看,理论上台湾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探索进程应自 1983 年开启,整个历程历时约 20 年,始终秉承谨慎态度和因地制宜的原则。整体而言,台湾当局所采取的限制与鼓励并用的国际化政策起到了合理调控、稳步发展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台湾股市的成熟化进程。根据开放进程,台湾股市国际化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雏形期:允许海外投资者通过购买台湾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所发行的收益凭证方式间接投资台湾股市;2)QFII 时代:允许海外专业投资机构直接投资台湾股市;3)国际指数纳入与扩容期:准许一般外资投资人直接投资台湾股市,MSCI纳入并逐步扩容;4)全面开放时代:全面开放外资直接投资台湾股市。

(一)雏形期:1983 年到 1990 年,允许外资以基金方式间接进入股市。以 1983 年 5 月 26 日台湾当局发布《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为标志,台湾开始允许外资通过证券投资信托公司赴海外募集境外基金,并投资于台湾的证券市场,外资间接入市开启。同年台湾陆续成立国际、光华、建弘、中华等四家证券投资信托公司,通过以海外发行受益凭证的方式让外资间接进入台湾证券市场,这种以境外基金的间接投资方式开展的台股外资投资模式,可以看作是台湾 QFII 制度的雏形。

台湾关于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持股的限制逐次放开。1983 年 5 月,台湾仅限制单一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投资单家公司发行股票总额比例,不得超过已发行总额的 10%,但并未对全部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整体持股规模加以限制;1995 年 7 月开始收紧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持股限制,并随市场成熟程度提升逐步放宽。总体来看,证券投资信托公司投资股票的比例总体呈稳步上升趋势,直到 2000 年底,台湾对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的持股限制彻底放开。

(二)QFII 时代:1991 年至 1996 年,逐步尝试有条件的外资直接投资。1990 年 2月至 10 月受岛内外因素影响,台湾股市行情急剧下挫,加权指数由 12495 点高位降至2485 点,跌幅超 80%,出于救市需要,台湾在 1990 年底修正了《华侨及外国人投资证券及其结汇办法》,并于次年首个股市交易日正式开放 QFII 制度,海外资金从此开启了有条件直接投资台湾股市的新征程。

外资对台有条件的直接投资进程谨慎有序推进。台湾在实施 QFII 制度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逐步放松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资格条件、投资额度、投资范围、投资比例,以及资金汇出汇入等限制。开放初期,台湾在 1991 年仅允许满足条件的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管理机构对台直接投资,随后允许参与直接投资台股的机构投资者范围逐步扩展,直到 2003 年,合格境外投资者资格限制彻底放开。

QFII 持股限制上限亦逐年提升。1993 年,台湾单一合格境外投资者持股上限仅为 5%,且全体合格境外投资者对的单一标的持股上限也仅为 10%。而在随后的几年时间内,QFII 持股限制调整逐步加速,1999 年内连续两次提升持股上限限制,次年更是彻底放开持股限制,充分给予 QFII 持股空间。

(三)国际指数纳入与扩容期:1996 年至 2003 年,外资投资者资格限定基本结束,MSCI 纳入并逐步扩容。1996 年起,台湾彻底放开投资者资格限制,凡是满足条件的一般外资投资者均可直接投资台湾股市,但交易中的投资持股限制继续延续谨慎,逐级放宽。一般外国投资者对单一公司股权整体持股上限在 1996 年 3 月仅为 20%,且这一限制直到 2000 年底才彻底放开,而对个人持股限制调整则相对波折,从最初的不设限到之后由严渐宽,直至 2000 年 12 月彻底放开,至此,外国投资者资格和持股限制的历史基本终结。

与此同时,国际核心指数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新兴的台湾股市,1996 年 9 月 3 日,中国台湾股市首次按照 50%比例纳入 MSCI 指数,2000 年更是连续两次扩容,分别于 6 月 1 日 和 12 月 1 日将纳入比例调至 60%和 80%;同年富时罗素指数也将台湾股市纳入全球指数,该阶段台湾股市的开放进程加速推进。

(四)全面对外开放时代:2003 年迄今,QFII 退出历史舞台,境外机构投资全面开放。为了加速金融改革,扩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台湾在 2003 年 9 月 30 日修正公布《华侨及外国人投资证券管理办法》,取消 QFII 制度设置,将外资分为境外机构投资人(简称 FINI)和华侨与外国自然人(简称 FIDI)两大类,其中,境外机构投资人投资台湾证券市场,完全取消投资额度及汇入期间限制。伴随外资限制全面放开,台湾股市规模不断扩大,流动性水平提升,指数扩容进程也不断推进,截至 2005 年 5 月,台湾股市已完全纳入MSCI 指数,此后外资成为台湾股市资金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台湾股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2、对外开放背景下,中国台湾经济和股市走向成熟

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伴随股市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台湾经济也自上而下地开启了以国际化、自由化、制度化为核心的转型。在经历过 60-70 年代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起飞后,岛内的重工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基本成型;进入 80 年代后,外围经济危机对台湾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虽然其很快从危机中修复,但随之而来的顽疾也开始逐渐暴露。如:随着岛内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工业优势逐渐丧失;城镇化步入中后期,亦难以成为继续推动经济成长的支柱。在此背景下,台湾当局基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的大环境,走向了工业化升级转型的道路,80 年代到 90 年代,台湾计算机、半导体、数据存储等电子信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对外开放背景下,台湾股市自身的成熟化。前文已经提到,虽然台湾股市活跃度与市值规模在 80 年代得到显著提升,但堪比“股疯”的大起大落对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进入 90 年代后,借助国际化推进,台湾股市在此前的发展基础上飞速进化。从 90 年代初到 2010 年的二十年间,台湾上市公司数量由不足200 家扩充至 750 余家,市值总规模超过 20 万亿新台币,相较 90 年代初翻了近 10 倍。更重要的是,台湾股市在投资者结构、交易特征以及定价模式方面都逐步实现了成熟化,2000 年后台湾股市已经成为区域化、国际化的代表性成熟市场之一。

(二)定价模式逐渐趋于价值化。从定价体系拆借来看,2003 年是台湾股市定价天平的“分水岭”,2003 年之前 MSCI 台股指数与 PE 走势基本一致,而与 EPS 关系不大,两者相关系数分别是 0.89 和-0.03;但 2003 年之后 MSCI 台股指数与则与 EPS 走势强相关,而与 PE 走势甚至反向,两者相关系数分别是 0.83 和-0.56。从上述台湾外资开放进程回顾中不难看出,2003 正是台湾外资开放的关键节点,QFII 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台湾外资限制彻底放开,且自此开始,外资持股占比和交易占比均开始迅速提升,即外资的大量涌入是引导股价回归 EPS 的重要力量。实际上,这种定价体系风格的转换也是内在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定价过程,推动了台湾股市的价值化投资理念的回归。

(三)交易行为成熟化,换手率和估值中枢趋势下行。相对于机构投资者而言,资金规模小、长期持股意愿低以及非理性频繁交易,使得个人投资者常年保持数倍于机构的换手率,而随着国际化推进和投资者结构的改善,换手率也通常呈趋势性回落。2000 年之前台湾常年维持 20%以上的月换手率,到 2005 年后基本降至 10%以下,近年来又进一步回落至 5%左右。另一方面,外资流入规模与本土市场估值水平通常呈反向关系,这就带来了整体波动的下降,随着国际化的推进,市场非理性涨跌逐渐减少,市场估值中枢呈趋势下行。

(四)岛内权重蓝筹及优势行业价值重估,部分龙头定价权逐步向外资转移。除了贡献增量资金外,国际化还带来了权重蓝筹板块以及优势企业的价值重估。在台湾外资持股快速提升阶段(2002-2008 年),台湾 50 指数相对大盘持续抬升,而中小盘股表现则普遍不佳,以台湾 100 指数代表的中小公司指数相对溢价持续走低。此外,本土的优势行业或板块也随着外资入场而持续走强,如半导体、食品,而部分无关行业(如电力、金融)走势则相对弱势。此外,部分板块或个股定价权也逐步向外资转移,以代表性的龙头公司台积电为例,在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盈利向好与外资流入同时发生时,股价受益于资金与基本面的双重驱动;但外资流入与业绩走势会出现分化,此时业绩影响相对弱化,股价更倾向于跟随外资流向,甚至呈现与短期基本面脱钩。

(五)与海外市场联动关系增强,指数走势牛长熊短。外资的入场除了带来本土市场交易风格的转变外,还会推升台湾股市与外围市场的相关性。从台湾股指与美股的走势来看,随着国际化推进,岛内市场与美股的相关性逐渐增强。对于外资而言,其跨国资产布局与全球风险偏好高度相关,外围市场情绪向好时,新兴市场通常都会受益于“溢出效应”;而当外围波动加剧、汇率大幅贬值等风险事件出现时,外资通常会降低风险敞口从而引发资金撤离。2003 年之后,台湾市场走势与西方发达经济体基本趋同,除 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大幅回撤外,指数走势也逐渐体现出“牛长熊短”的特征。

1、经济增速不及预期;2、海外波动加剧;3、指数扩容不及预期。

中国股市近十年出现过哪些重要的事件

1、1990年台湾股灾  1987年到1990年,台湾股指从1000点一路飙升到12682点,整整上涨了12倍。当时台湾经济已实现连续40年平均9%的高增长,台币兑换美元更从1比40升到1比25元,加上券商的执照开放等,都是热钱涌入的重要原因,当时房市和股市一起火爆。由于新台币的升值预期,海外“热钱”大量涌入岛内,在居民财富增长作用下,一时间台湾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在短时间内翻了两番,当时,岛内可以说完全是资金泛滥,巨大的资金流贪婪地寻找各种投资机会。1989年最后一个季度,台股平均市盈率达到100倍,而同期全球其他市场市盈率都在20倍以下。 1990年2月,指数从最高点12682点一路崩盘,一直跌到2485点才止住,8个月的时间跌掉一万点。从12000点的下跌过程中,许多人屡次抄底,屡次套牢,从12000点回到8000点以下,有人开始进行买进,7000点买进,6000点买进,5000点更是买进,日后是一路跌到了2485点。
2、中国式股灾  中国股市发展历程较为短暂,但依然经历了两次惊心动魄的股灾。
一次发生在1996年。1996年国庆节后,股市全线飘红。从4月1日到12月9日,上证综合指数涨幅达120%,深证成份指数涨幅达340%。证监会连续发布了后来被称作“12道金牌”的各种规定和通知,意图降温,但行情仍节节攀高。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给股市定性:“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是不正常和非理性的。”涨势终于被遏止。上证指数开盘就到达跌停位置,除个别小盘股外,全日封死跌停,次日仍然跌停。全体持仓股民三天前的纸上富贵全部蒸发。
3、另一次发生在2001年。当年7月26日,国有股减持在新股发行中正式开始,股市暴跌,沪指跌32.55点。到10月19日,沪指已从6月14日的2245点猛跌至1514点,50多只股票跌停。当年80%的投资者被套牢,基金净值缩水了40%,而券商佣金收入下降30%。 与国外股灾相比,中国股灾的发生原因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些共性:股市的走势大大脱离经济的基本面,因此注定难以持续,一有风吹草动,便全线溃败,而股市中人则投机心态过盛,或风雨将至仍勉力为止,或追涨卖跌全凭感觉,终不免悲惨收场。
4、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浑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吃柿子挑软的拿,索罗斯的如意算盘是:先从最不堪一击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入手,进而搅乱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最后攻占香港,以图造成他们无坚不摧的印象,击溃市场信心,引发"群羊"心理。索罗斯认为,只要击垮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其它国家就不可避免一个接着一个倒下,这就是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5、2008-2009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系统正面临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始于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癣疥之疾,如今酿成了全球性的深重危机。
1.危机愈演愈烈 全球联手应对
2008年10月8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外的街头交谈。全球主要央行同步实行降息以防止金融危机升级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此举未能缓解投资者对经济基本面的忧虑情绪,当日纽约股市波动剧烈,收盘时三大股指连续第六天下跌。 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8日采取联合行动同时降低利率,努力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和恢复市场信心。当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以及英国、加拿大、瑞士和瑞典等国的央行均宣布将基准利率降低0.5个百分点。 随着危机向南美地区蔓延,8日墨西哥和巴西采取措施干预外汇市场,防止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跌。墨西哥央行宣布,从该国外汇储备中拿出25亿美元进行拍卖,以阻止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价持续下跌。当天,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价一度跌至14比1,创历史最低纪录。在墨西哥央行宣布采取上述措施后,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价回升至12比1。 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说,墨西哥外汇市场6日出现自1995年该国银行业危机以来的最剧烈动荡。但他同时强调,墨西哥的银行机构仍比较稳固。 墨西哥央行还宣布,如果今后单一交易日墨西哥比索对美元比价下跌幅度超过2%,墨西哥央行还将在该交易日再拍卖4亿美元。墨西哥外汇储备总额目前约为840亿美元。 此外,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还建议,出台一个总额达530亿比索(约合43亿美元)的紧急计划,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墨西哥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 2008年10月8日,巴西央行为了遏制巴西雷亚尔对美元快速贬值的势头,开始在现货市场上抛售美元。这是巴西央行最近5年来首次采取这种做法。7日,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比价下跌5.09%,跌至2.31比1,为2005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点。8日,在巴西央行的干预下,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比价略为上涨,为2.29比1。 巴西央行没有公布所拍卖美元的具体数额,但外界估计至少超过10亿美元。巴西央行行长梅雷莱斯日前曾表示,巴西拥有超过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要市场有需要,央行肯定将介入救市。 在欧洲方面,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8年10月8日在巴黎呼吁,在市场剧烈动荡的背景下,投资者应“保持镇定”,过度悲观不可取。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8日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金融危机对意大利经济的不利影响。他随后宣布,意大利政府准备购买陷入困境的银行的股份。意大利政府官员表示,受援助银行可以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充实资本,或者用来购买其他处于困境的银行。 俄罗斯莫斯科股市2008年10月8日开盘后不到一小时即大幅下挫,相关部门随即停止了股市交易。为避免股市暴跌,俄罗斯股市9日休市一天。过去几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莫斯科股市剧烈动荡,交易多次被暂停。 在亚洲方面,日本央行2008年10月9日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短期金(203,5.85,2.97%,吧)融市场投放2万亿日元资金。至此,日本央行在连续17个工作日内共向短期金融市场投放30.6万亿日元资金。 当天,在日本短期金融市场,外资银行间筹资难的状况还在持续,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在0.55%到0.6%之间浮动,略高于日本央行0.5%的政策利率水平。因此,日本央行认为有必要继续向短期金融市场投放资金,以缓解外资银行面临的困境和稳定市场。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行长李成太9日宣布,将银行基准利率从原来的5.25%下调到5%,以稳定韩国金融市场,防止经济出现严重萎缩。这是韩国央行自2004年11月以来,首次下调银行基准利率。 李成太在当天举行的韩国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后说,未来影响韩国金融货币政策最大的因素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韩国央行将不断对其金融货币政策进行调整。他表示,韩国央行今后有可能继续降息。 由于投资者担心美国金融动荡影响到韩国经济,2008年9月末以来韩元汇率和首尔股市综合指数一路暴跌。8日,韩元对美元比价为1395比1,创下10年来新低,首尔股市综合指数也跌破1300点大关。9日首尔外汇市场开盘后,韩元对美元比价一度暴跌至1480比1,后在韩国政府入市干预后有所回升。 为遏制韩元汇率和股市连日暴跌的势头,韩国金融监督院8日下午曾表示,韩国政府正密切关注汇市和股市变化,并计划采取“非常措施”稳定外汇市场。 2008年10月8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股市主要股指开盘后一度大跌10.4%,随后相关部门宣布暂停股市交易。为避免股市进一步动荡,2008年10月9日印尼股市继续暂停交易。
2.金融风暴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中国并非主要受冲击的国家,但它至少能从以下三个方面感受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使全球金融体系发生了动摇,在失去伸展性的同时,也面临更大风险。由于中国官方所持有的主要是美国国债,而在证券资产中,国债的风险性又是最低的,因此,中国外汇储备受到的影响会较有限。 与中国官方的投资方向不同,中国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大部分是美国公司债券或股票。以目前投资美国雷曼公司金额最多的中国建设银行为例,其持有的雷曼公司相关债券共计1.914亿美元(其中次级债券仅0.5亿美元),约占2008年6月30日建行总资产的0.019%。由此不难看出,雷曼等美国金融机构的倒塌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影响有限,更难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形成较大冲击。 第二,在所有的金融市场上,对公司的资本估值已经缩水,而这会产生连带效应。不仅公司融资难度加大,融资成本也将大幅增加。 不过,比起以上两点,消费需求的萎缩,将是中国在本次金融风暴中面临的最大问题。美国作为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其经济衰退所导致的民众信心不足,及购买力的萎缩,会使中国的出口面临需求下降的局面。中国海关总署在9月22日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今年1到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1403.9亿美元,增长9.9%,增速下滑8.1个百分点。这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首次回落至个位数。尽管消费需求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短时间内不会显露,但它迟早会到来。因此,中国公司最好根据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跨度,来调整对美国出口的预测。此外,由于美国市场的表现势必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全世界的消费开支都可能随之下降,并对中国公司产生额外的压力。 总的说来,有人预计金融风暴的影响将持续三至五年,由于与发达国家市场的联系较小,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及一些东南亚或非洲国家)所受到美国金融风暴的冲击也将更小。尤其是中国,根据我对她这么多年的了解和研究,中国的金融政策是十分稳健、安全的,因此,此次由华尔街而始的金融风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是有限的。当务之急,中国公司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投以更多的关注,以努力弥补因美国市场萎缩造成的损失。
6、创业板上市  7、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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