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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股神背后——战争与病毒“铸就”的Tailwind
在美股史无前例地连续熔断后，巴菲特割肉卖出航空股、银行股的消息不胫而走，内在缘由不得而知，不少投资者感慨市场中没有神的存在。事实上，巴菲特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每年致投资者的信中，曾多次将他的成功归结为“American Tailwind”，而非“股神”。换句话说，巴菲特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计学中的幸存者偏差问题。应该说，巴菲特确实是足够幸运的，他出生在 1929 年的大萧条之后，由于年龄的问题幸运地躲过了大萧条对投资者的摧残。成年之时恰好赶上了二战结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式确立，之后是持续了将近八十年的“American Tailwind”（“美国顺风”），因此他曾经明确的表示：“It is beyond arrogance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or individuals to boast that they have “done it alone.” The tidy rows of simple white crosses at Normandy should shame those who make such claims。”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巴菲特将诺曼底登陆暗示为“美国顺风”的开始也许 并不妥当。诚然，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成为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标志性制度安排， 不过，联合国事实上在一战后就已经初具雏形，只不过一战后的称谓是“国联”， 那时的五大国是美英法意日，而非二战后的中美苏英法。应该说，如果没有 德国挑起二战，国际社会沿袭的有可能还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在一战后 的国际制度安排，而德国之所以会走向报复性极强的二战，又和在巴黎和会 上被威尔逊的“出卖”高度相关。在 1919 年 3 月的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起初因为不同意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对于德国的严厉惩罚而一度被时任法国总 理的克列孟梭讥讽为“保德派”，但诡异的是，一向强硬的威尔逊突然在随 后的 4 月份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对于克列孟梭想要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都妥协了。德国因此受到了严重的羞辱性惩罚，加重了德国民众的痛苦，最终促使了希特勒的崛起，也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除了威尔逊迫切地希望通过牺牲德国来换取协约国对国联方案支持外， 威尔逊的精神崩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诱因。时任英国首相的劳莱·乔治曾评论说威尔逊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至于崩溃的肇因，时任威尔逊私人医生的格雷森的表述是：流感。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蝴蝶效应的案例， 其实不然。记录表明“在肇始于美国的 1918 年大流感中，美国因流感死掉的人远远超过一战中阵亡的人，全世界有 4000 万至 1 亿人因流感丧生”。因此，流感对于那个年代而言，并不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蝴蝶振翅，而是笼罩整个世界的死亡阴影，在全世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恐慌、混乱与灾难。
当前，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肆虐，我们和市场沟通下来后，发现大家对新冠病毒高传染性和高致死率出现了严重担忧，这些担忧主要包括：担心病毒会长期存在；担心病毒诱发国际摩擦风险上升；担心印度、非洲、南美等地区遭受严重人口损失；担心隔离造成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等等。这些担心混合下来，就构成了新冠病毒对于股市的压制逻辑。应该说，投资者对于新冠肺炎的一些担忧是合理的，比如，4 月 14 日，IMF 公布了新冠疫情爆发后的首份世界经济展望，除了中国、印度之外，其他主要经济体都将经历不同程度的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衰退幅度将会达到-3%，即便在大衰退期间，全球的经济增速仍然有 0.1%。因此，IMF 称：经济活动以百年难遇的规模和速度崩溃，可能会出现‘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
但是，因为其他担忧进而对股市持有过度悲观的看法似乎并无必要。正如 IMF 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是情况是“百年难遇”的。人的生命周期的短暂决定了我们在面临过去一百年未曾见过的病毒冲击时，难免不知道该如何形成预期。但好在最近两三百年我们有大量的文献可供研究。起源于美国的1918 年大流感，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的严重人口损失与社会绝望情绪， 远高于新冠病毒，在大流感冲击下的股市，可以作为我们思考当前股市走势的一条底线参照。如果美国股市在 1918 年大流感的冲击下，尚且没有值得过度悲观的表现，那么我们对于市场颇有些悲观的预期似乎值得反思。
1、美国大流感 1918：起于墨菲定律，合于均值回归
1.1 、起：病毒、墨菲定律与国际冲突风险提升
关于这场新冠疫情对于市场的冲击，一大担忧来自于新冠病毒来源污名化可能会诱发国际冲突风险上升。从 1918 年的美国大流感来看，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但不值得过度担忧。
病毒作为一种远比人类古老的生物，其结构异常简单，自己没有细胞， 只有蛋白质外壳和内部的遗传物质，这决定了它一旦离开其他生物的细胞就无法生存。从生物学本质上来看，病毒并不一定都是致命的，或者对人类而言病毒并不一定都是有害的。例如，噬菌体病毒是人类解决超级细菌问题的可能方向之一；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人的基因序列也已经嵌入了一些病毒的基因片段，这些片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的进化。因此，由新冠病毒引发的谈“毒”色变，似乎并无必要。
对于人类而言，真正的风险并不在于某一种生物是病毒，而是在于病毒一直在变异。以禽流感为例，由于人类和鸟类具有不同的唾液酸受体，因此结合鸟类唾液酸受体的病毒通常不会感染人类细胞。但是，根据“基因漂变” 假说，基因自然漂变可能是进化的基础，拉长时间来看包括人类在内所有生物的基因都在发生变异。作为一种生命结构异常简单的生物，病毒本身就容易变异，基于 RNA 的病毒比起DNA 病毒而言，更容易变异。除此之外，如果多种病毒寄居在同一个宿主内，不同病毒之间的基因也可能因发生随机重组而变异。
1997 年，一种被称为“H5N1”的禽流感病毒发生了某种遗传变异，使得它越过了物种屏障，在香港感染了 18 人，并导致了 6 人死亡。当年的遗传漂变虽然使得病毒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的能力，但并没有“变”出使得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的基因，因此 H5N1 并未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的伤害。不过， 遗憾的是，生物学和医学并非完全是经典力学那种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科学， 更多是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子物理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那样，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统计的学科。因此，“遗传漂变”理论也是一种基于概率的假说，这意味着极端漂变可能概率较低，但也存在一定的概率。
与此同时，墨菲定律作为一种统计规律，意味着概率再小的事件，只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几乎必然发生。1997 年，H5N1 通过遗传漂变获得了跨越物种屏障感染人的能力，但幸运的是，它并没有出现能够有效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基因漂变。但在 1918 年，人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某种原本寄居在猪身上的病毒，因为自身的基因漂变或者和其它寄居在猪身上的病毒之间进行了基因重组再或者兼而有之，突然突破了物种屏障感染了人类，这次的基因变异如此的罕见，以至于它不但突破了物种屏障，而且具备了高效的人际传播能力，以及高致死率。
由于病毒的出现和演化具有非常强的随机性，因此，可以几乎确定地说， 病毒流行和阴谋论无关，人类即便有能力“制造”出一种病毒，也没有能力控制它后续的演化；如果有人蓄意制造攻击性病毒武器，无异于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他自己也将暴露在病毒的威胁下。但也正因为这个高度的随机性，也导致了短期内想准确地溯源非常困难，这为有意无意的污名化和别有用心的制造仇恨留下了巨大空间。
对于 1918 年的大流感，最广为人知的叫法是“西班牙大流感”，这个叫法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至于让很多后世的人误以为病毒起源于西班牙。事实上， 病毒最初的源头不在西班牙，只不过一战期间西班牙是中立国，在没有战争干扰的情况下，当一种恶性传染病快速流行时，举国上下能够及时地关注到， 西班牙的媒体等社会各界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报道，以至于让其他国家“误” 以为病毒来自于西班牙，于是“西班牙流感”的叫法不胫而走，而且持续叫了一百多年。即便现在搞清楚了病毒并非起源至西班牙，但习惯依旧让很多现代人继续沿袭“西班牙流感”的叫法。
除了这种无意的“污名化”之外，人类在追踪病毒时还会犯诸多也许无心也许带着有色眼镜的错误。例如，在美国大流感期间，众多科学家和组织机构曾经试图溯源，其中由美国医学会赞助的调查被认为是最突出的，具体是由当时的《传染病杂志》主编乔丹领衔的。面对美国 1918 年的流感大爆发， 乔丹并没有先把目光聚焦美国国内，而是首先怀疑中国。最终，是基于曾经在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培训过的中国科学家的实验鉴定，乔丹才把中国的嫌疑排除掉。
如果说“西班牙流感”的叫法和乔丹对中国的怀疑，还可以被称为本无恶意的“过错”的话，病毒起源的随机性也为别有用心的制造仇恨提供了良好土壤，如果故意制造仇恨的是官员，这种影响更恶劣。在美国大流感期间，德国是美国的头号敌对国家，当时负责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帕森斯，让当地报纸这样报道：“德国佬要残杀无辜的平民……他们通过病原体散布疾病和死亡，并已经这么做了……更准确地说，传染病就是他们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战场后方使用的武器。”而时任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的布卢竟然对这种阴谋论不置可否。
1.2 、承：战争、战争、战争
因此，当致命的病毒再次在全世界流行时，市场担忧国际冲突风险上升， 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①1918 年的美、德本就处于战争状态，有没有流感大爆发，美、德依旧会交恶；②冲突风险上升未必就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冲突。如《孙子兵法》所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战争不是儿戏，尤其是在拥有核武器时代，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一些谣言和误会就发生战争。更重要的是，“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做好应对冲突的准备是遏制冲突风险演变为冲突的最有力保障。
如前所述，二战带有很强的复仇意味，无论是德国和美国在一战期间的直接对垒，还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对德国的“出卖”，德国似乎都有足够的动机去报复美国。但从二战的战争进程上看，希特勒初期一直在主动避免与美国直接交战，甚至对二战初期有些美国人在英德作战中被“伤及无辜”，德国法西斯的宣传机器一直强调那是英国人的阴谋，英国人想借此拉美国参加对德作战。之所以德国法西斯要避免把国际冲突风险变成现实的国际冲突， 是因为忌惮于美国强大的战争潜力.
在如何应对国际冲突方面，一战期间的美国也给出了教科书式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在一战初期，英美并非当前那么亲密的盟友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冲突风险较大。因为美国在一战爆发初期的立场是两边卖东西发战争财，但是英国作为海上霸主，却利用自己的海上霸权对德国实行禁运， 禁止中立国和同盟国做生意，这样就激化了英美矛盾。对此，在 1916 年 12月 26 日，美国就向英国发出了正式的抗议照会，但英国凭借强大的制海权， 继续我行我素，美国无论如何抗议也并不能奈何英国。此后，英国的封锁行动升级，以防止禁运品流入同盟国为由搜查了美国邮船；并于 1916 年 7 月18 日提出了针对 87 家被怀疑向德国提供过援助的美国公司黑名单，禁止英国臣民与美国这些公司进行贸易，由于英国的霸主地位，上了英国的黑名单就意味着剥夺了这些公司做生意的权利。
对此，面对英美之间日益激化的国际冲突风险，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让我们建立一支比英国海军更强大的海军，随心所欲地行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支海军像美国海军一样须控制如此广阔的防御区，因此， 依我所见，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举世无双、最完备的海军”。1916 年 9 月 8日，美国国会投票通过海军拨款法，规定建造 137 艘各类新舰只。
因此，美军的强大并非始于二战，在经过一战的全力动员后，美国已经跻身世界一等一的强国。在美国海军日益强大后，英美之间的冲突风险非但没有成为冲突现实，英国反而日益向美国靠拢。对于 1918 年的美国而言， 将国家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去应对战争，既为后来近百年的 American Tailwind 打下了基础，也让病毒从美国肆虐到了全世界。
这一切都开始于 1918 年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当地的医生在当年的 1 月末、2 月初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病，除了和流感一样的发烧、咳嗽之外，病人往往还伴有剧烈的头痛和身体疼痛，更为严重的是哈斯克尔县里的青壮年也纷纷染病，这就是 1918 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由于墨菲定律的作用，某种病毒出现了小概率的致命变异，幸运的是哈斯克尔县地广人稀且深处美国中部的不发达区域，这非常不利于变异之后的病毒传播。于是，1918年美国大流感的第一波在 3 月中旬以前结束了，哈斯克尔县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民众关注的焦点重新回到了战争上。
对美国而言，这场战争起自于 1917 年 4 月 6 日，美国以德国潜艇击沉美国商船为由，对德国宣战。此后，美国以战争动员为名所做的一切，都为美国大流感席卷全球并导致四千万到一亿人的死亡铺平了道路。其中，对于病毒传播最重要的莫过于征兵。
1917 年 5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选征兵役法》，要求美国所有 21 岁至30 岁的成年男子一律登记应征。1917 年 6 月上旬，美国有 900 多万男子进行登记。在一战结束时，美国武装部队总数约为 500 万人，占当时美国总人口的约 5%。对于流感而言，美国在一战期间征兵的意义在于使它获得了由哈斯克尔县快速向全美乃至全世界传播的途径。
流感传播的大致路径是这样的，在征兵动员下，哈斯克尔县的年轻人被征召进福斯顿军营，福斯顿军营随即在 1918 年 3 月 4 日出现了轻微的流感病例。与此同时，福斯顿军营的美国士兵源源不断地向其他的美军基地和欧洲提供兵力。在欧洲，最早爆出大量病例的是西班牙，如前所述，因为它是中立国。随后是葡萄牙、希腊，6、7 月间，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国在当年 6 月份也出现了一些零星病例，7 月病毒到达了丹麦和挪威，8 月份达到了荷兰和瑞典。在亚洲，1918 年 5 月，一艘运输船将病毒带至了孟买，随后沿着铁路线向整个印度蔓延；同样是在 5 月底，中国上海也出现了流感病例。9 月份，病毒进入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就是说，美国本土在 1918 年 3 月出现了流感案例之后，不到半年时间，美国大流感就扩散至全世界，美军调动在这个快速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不过，幸运的是，在初期的传播过程中，各地的症状大部分都不是太严重，以至于三名英国医生在 1918 年 7 月 13 日的《柳叶刀》上发表了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种流行病实质上不是流感，因为其症状尽管与流感相似，但却十分轻微，持续期很短并且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复发或者并发症”。
1.3 、转：美国大流感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人们经常把人力所不能控制的灾难称为天灾，把人力本能够控制却不去控制而产生的灾难称为人祸。在第一波袭击中表现温和的美国大流感，之所以能够在秋天的第二波袭击中对人类造成惨重的伤亡，一方面是因为天灾， 人祸的因素也不能忽视。
如前所述，RNA 病毒自身具有较强的随机变异性，也可以和其他病毒在共同的宿主内因为互相之间的基因重组而发生变异。在美国大流感初期快速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我们无从知道它是不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快速发生了变异，或者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某些病毒发生了重组进而进一步提升了毒性。但我们知道的是，仅仅是“传代”本身就有可能提高微生物的毒性。
1872 年，法国科学家达伟纳进行了一系列的炭疽杆菌对于兔子的致死量测定的试验，揭示了后来被称为“传代”的现象：即微生物具有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的能力。当一个具有弱致病性的微生物从一个活体动物转移到另一个活体动物身上时，复制会更加娴熟，生长和扩散也会更有效率，由此可能会增强它的毒性。因此，当医学杂志上的文章还在为这种流感的温和性质进行评论时，仅仅是从它走出美国后快速遍及全球的角度看，病毒在不同国家的人体内多次“传代”本身也许就已经在为它转向恶性爆发埋下伏笔。
当然，我们不能责难当年的医生对病毒温和属性的误判，因为在 100 年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它是由病毒引发的流感，更谈不上对它的毒性等特点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因此，医生和科学家的误判不属于人祸，这是人类科技的时代限制。大流感之所以在第二波中造成这么严重的人口死亡灾难，真正的人祸还是在美国。
事实上，在病毒即将发起最致命的第二波袭击前的 1918 年 8 月，连续出现了这样一些病例。记录称，“3 日，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接到一封电报：现在流行于整个瑞士的疾病就是通常所说的黑死病，但对外宣称是西班牙流感。8 月初，一艘从法国驶往纽约的轮船上，船员遭遇了流感袭击。12 日，挪威货轮“伯根斯佛尔德”号抵达纽约附近的布鲁克林，船上约有 200 人身患流感。一份美国海军公报警告公众留心 14 日和 15 日抵达纽约的三艘来自于欧洲的轮船，船上有流感病人。18 日，纽约的报纸报道了两艘轮船上的流感病人被送进了圣文森特医院。19 日，《纽约时报》报道：相当一部分美国黑人部队上岸后前往法国，他们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最后因肺炎死于法国医院。24 日，塞拉利昂出现两例本地死亡病例，之前是英国军舰将流感病毒带来这里。在美国波士顿名叫“接收船”的海军军营里，27 日、28 日、29 日连续曝出流感病例。”
这些案例表明，在 1918 年的美国大流感转向第二波的恶性爆发前，美军等美国官方部门就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一种恶性传染病正在全世界快速蔓延。美国相关部门的官员是怎么应对的呢？时任纽约市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在 1918 年 8 月初说：绝无爆发流行病的危险， 因为流感很少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8 月 20 日，越来越多的病例迫使科普兰不得不承认纽约已经出现流感，但依旧宣称这次流感并不严重，而且绝不会传染开来。这种对致命流感快速蔓延的轻视，同样也体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层面，1918 年 8 月 31 日，美国国会扩大了征兵年龄限制，由 21-30 岁扩展至 18-45 岁。
作为美国大流感快速蔓延至全世界的重要载体，美国征兵动员范围在这个时间点的再次扩大，无疑为致命第二波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人祸？
美国当时的一些基层治理机制存在一定的腐败问题，也面临着来自于美国联邦政府的政治压力。以在流感第二波袭击中损失惨重的费城为例，当时的费城公共卫生主管克鲁森不但完全没有采取任何针对病毒的预防行动， 也公然否认了流感会对城市造成任何威胁。面对着迅速从美军中蔓延出来的致命病毒的袭击，1918 年 9 月的费城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人心惶惶，9 月27 日，费城医院又接收了 200 名流感病人，其中 123 名是平民。在这种背景下，费城医疗界不断地提出警告，但克鲁森依旧宣布次日的自由公债游行及相关集会如期举行。9 月 28 日，几十万人簇拥在费城史无前例的大游行路线上，病毒再次获得了加速传播的机会。
为什么克鲁森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在那个流感大流行的关键时点去批准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自由公债大游行？因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麦卡杜在美国参战后宣称：“如果谁拒绝捐款或是保持这种态度而影响到别人捐助， 他就是亲德派。不能以 4%的利率每周借给政府 1.25 美元的人不配当美国公民。”这就是一战期间美国著名的自由公债运动，这种类似于摊派的战争债券，给费城的配额是数百万美元，而 9 月 28 日的费城大游行就是为了完成这个配额的募集任务。
曾经有一位叫安德斯的正直的费城公共卫生人员试图通过制造舆论的方式来制止这场无视人命的游行。但他失败了，没有媒体复述他的警告。因为以战争动员为名，美国总统威尔逊建立了新闻审查制度，具体由一位名叫克里尔的记者领导下的宣传委员会负责。美国宣传委员会以骇人的笔调将德国描绘成企图掠夺欧洲并征服世界的威胁。让美国民众被“不忠”、“间谍” 等罪名恐吓下，向美国民众灌输参战意识，激发美国人的战争热情。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安全委员会由上而下的贯穿到每个州和县市，它们对德裔美国人进行恐怖统治。生于德国的美国人普拉格曾努力想加入美国海军，因为他说了些自己祖国的好话，就在圣路易斯市外被一伙人暴力羞辱并最终死刑处死。当这伙暴徒的首领被宣告无罪时，陪审员这样喊道：“我想现在没人敢说我们是不忠诚的了”。久负盛名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发表社论：“尽管私刑有些过分，但它是国家内部一种大有裨益的觉醒”。
除了“民主的暴政”外，还有 20 万名美国保护联盟（APL）成员，他们监视邻居和同事，并且向隶属司法部的国家安全局汇报工作。恐怖统治的背后，是两条战争法律。1917 年 6 月 15 日，美国总统签署了用来对付反战声音的《间谍活动法》，随后对美国政府具有异议的《美国社会党人》、《密尔沃基导报》、《群众》等报刊被禁止。1918 年 5 月 16 日，威尔逊签署《惩治叛乱法》，这个法律扩大了美国控制言论与出版物的权力，禁止对美国政府形式、旗帜或制服的各种背叛、玷污、下流或辱骂的议论，也禁止任何阻碍战争努力的言谈。根据间谍活动法与惩治叛乱法，共有 2168 人被起诉，1050 人被判罪；因威胁总统而犯罪的有 65 人。
客观的说，这样一些对内的新闻审查和舆论管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美军在欧洲的作战行动。但它也成为了美国大流感致命性传播的帮凶， 因为民众和媒体都担心因为宣传疫情影响力士气而受惩罚，结果导致了安德斯寻求媒体帮助的努力失败，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根本就没有媒体敢于报道他的警告。
不过，美国大流感期间的糟糕制度安排并不只有这些。如前所述，时任纽约卫生部门主管的科普兰面对着肆虐的致命流感，之所以罔顾事实，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认为流感不会攻击一个营养充足的人。很遗憾，即便他讲的理由是正确的，在当时的美国，也许达官显贵是能够做到营养充足的，但是普通民众做不到营养充足，纽约当时的一份调查表明，纽约城中 20%的学童营养不良，这可能和当时进行的粮食配给制度有关。一战期间协约国粮荒严重，以 1917 年 4 月为例，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只有一个月左右的存粮。
1917 年 5 月，美国食物管理局开始实行粮食管制，对食糖、小麦、肉类、黄油和其他食品实行有效的管制，并鼓励全美节衣缩食。当时的报纸曾有这样一段报道：根据食物管制的新条例，每个家庭成员每月配给面粉不超过 6 磅。这一点你去购买粮食时务请记住。请勿找事，要求粮店多卖一些，因为对你、对他都会引起很大麻烦。美国的食物管制对于战争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1918 年美国能够出口至协约国的肉、糖和面粉的规模是它往年出口规模的三倍，但这也降低了美国民众抵御致命流感的免疫力。
在应对大流感方面的制度性短缺还体现在医护人员方面。在美国参加一战的前夕，美国约有 14 万名医生，仅有 776 名为美军服务。伴随着美军参战，军队迅速征用了原本是民用的医疗资源，以牙医为例，1917 年 1 月美军中只有 58 名牙医，1918 年 11 月，这一数字升至是 5654 名。战争导致军队抽调大量的医护人员到军队和欧洲战场，直到几乎所有最好的年轻医生都被网罗起来。平民的医护条件迅速恶化。为民看病的医生要么太年轻，要么就是大部分接受的是老式医学训练。护士的短缺更为严重。
总之，在 1918 年 9 月来临之前，美国以战之名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都为美国大流感的第二波更具致命的袭击铺平了道路。而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他在一战期间执行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那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曾经就警告国会：他们（一些美国公民）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在一战中，威尔逊更是要求“将残酷无情的精神……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威尔逊应该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美国总统，他说到做到，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他甚至没有对致命的美国大流感留下过任何面向公众的发言。
这样一种狂热之下社会的疯狂，或许可以从当时一本美军出版的《军医》期刊中窥见一二，这本原应是以拯救生命为宗旨的医学类期刊，这样写道： “这个国家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应该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赢得这场战争； 现今的任何其他事都不重要；若不能赢得战争，任何事情都将不再重要。对人类生命的关心成为十分次要的。……医学官员更注重大局而非细节，即使是极为重要的个人安全，在公众利益的措施面前也要退居其次。”在美国总统自上而下的这种主流观念引导下，美国大流感从天灾变成致命的“天灾 人祸”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1.4、合：均值回归拯救了人类
如前所述，截至 1918 年 9 月，以战之名下的美国制度安排和以费城自有公债游行为代表的“人祸”，为美国大流感发起第二波也是最致命的一波袭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918 年 10 月份，人类终于迎来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流感袭击。研究表明，在这次长达数年的美国大流感之中，绝大多数死亡就发生在 1918 年秋天的 12 周内。没有人知道美国大流感究竟导致全球死了多少人，不同学者估计的数字从数千万到 1 亿人不等。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印度、非洲等不发达地区根本没有能力去做流感死亡统计，另一方面在有能力做死亡记录的地区，例如美国纽约，因为种种原因统计员擅自停止了对大流感死难人数的记录。
如上表所示，在美国，三年大流感总共导致美国总人口的 0.52%死亡， 五年的一战总共才导致 0.05%的总人口死亡，大流感带来的人口损失是一战的十倍。与此同时，大流感虽然起源于美国，但对于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更大，大流感导致全球各国平均的死亡率是1.15%，给中国带来的死亡率1.43%，全球人口损失最惨重的是印度，总人口死亡率高达 5.22%。
然而，在 1918 年的秋天的流感大爆发之后，大流感虽然还在 1919 年发动过第三波袭击，1920 年也有一些病例，但是造成的死亡率是逐年降低的。不过，这并非人类在当时战胜了病毒。事实上，100 年前人类的医学技术是非常欠发达的：①在整个流感大爆发的三年中，人类并没有搞清楚大流感的病因，并一度将其病因误认为是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事实上，病毒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需要等到 1926 年，直到 1931 年病毒才被初步锁定为大流感的病因，因此疫苗在当时拯救不了人类；②受限于当时的化工技术水平，简单的棉纱口罩根本起不到阻止流感传播的作用，熔喷布、N95 等有效阻隔病毒传播的口罩直到 20 世纪末才成为可能；③在 1918 年的大流感中， 毒性很强的病毒诱发了细胞因子风暴和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这是大流感致人死亡的重要机制，在当年没有 ECMO 人工肺的情况下，ARDS 的致死率为 100%。
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依旧活了下来？答案很可能还是在于概率与随机性。如前所述，由于病毒一直在随机性的发生自身遗传漂变或者与其他病毒基因重组，相比 DNA 病毒而言，流感这种 RNA 病毒的变异速度会更快一些，因此突然产生一种高传染性的致命病毒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同样是因为这种具有很强随机性的遗传变异并不会停止，这意味着很难说流感病毒的后代是“精确”拷贝了它的父祖辈，更多以准种群或者高度相关的变异群存在。在这些变异中，绝大部分的变异由于基因缺陷过大而丧失掉了继续感染细胞的能力。即便那些继续往高效率、高致死率方面传染进行变异的病毒，由于会很快消耗掉宿主的生命而难以继续高效传播，例如致死率远高于SARS 的埃博拉病毒，由于其致死率过高而难以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2、炼狱下的股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2.1 、新冠肺炎带来的是担忧，美国大流感造成的是绝望
如前所述，随机变异下均值回归的统计规律和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意味着兼具高传染性和高致命性的病毒可能是难以长期存在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在 1918 年的美国大流感中，是概率杀死了数千万的人类，也是概率拯救了人类。事实上，投资者今天在新冠肺炎下感受到的忧虑，100 年前的人类曾经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感受过（表 3），准确的说在 100 前年的大流感中，美国民众感受到的不是担忧和恐慌，是地狱般的恐惧和绝望。
不过，与新冠肺炎相比，1918 年大流感更让人恐惧的地方在于它杀死的大多是年轻人。从目前的公开报道来看，新冠肺炎主要对老年人、肥胖群 体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产生的病死率比较高，对于健康的年轻人伤害比较小， 这依旧属于病毒致死率的正常规律内，也就是说通常而言，免疫力较强的群 体死亡率较低，免疫力较低的群体死亡率较高。但 1918 年大流感病毒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攻击的一个重要群体是年轻人。
过去了一百年，现代人很难切身地感受到当年人类的绝望，但从当年的文字记载中，我们或许可以对当时人类的绝望程度有所洞悉。即便是对于1918 年已经站在人类军事、经济、科技之巅的美国而言，时任美国军队传染性疾病委员会负责人的沃恩，在目睹了病毒席卷全球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如果这场流行病继续以这种加速度蔓延，……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文明将轻易的在地球上湮灭。”
2.2 、股市不怕病毒，怕的是拖累经济
在我们和投资者交流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大家对于这次病毒冲击的担忧。事实上，从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短期反映的是人的情绪的角度看，对于疫情和病毒本身的担忧能够通过情绪本身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说这一点是成立的话，在炼狱般的 1918 年，美国股市应该是出现远大于当下的调整。
为避免统计偏差，本图中仅对当前累积确诊病例超过 100 例国家的病死率进行了统计
虽然 1918 年的大流感从全球来看持续了将近三年，但因流感而出现的死亡主要出现在 1918 年，1919 年的流感死亡率就已经大幅下降，1920 年的死亡率更低。与此同时，同类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正是人类恐惧产生的根源， 因此，如果投资者真的因为流感恐慌而抛售股票导致市场下跌的话，这种由恐慌导致的下跌应该在 1918、1919 两年体现的最明显。因此，我们将这两年的股市表现作为分析的重点。
如果从 1918 年 1 月底美国哈斯克尔县开始出现奇怪的流感病例算起，1918 年至 1919 年期间道琼斯累计涨幅是 34.37%，截止到 1918 年底的累计涨幅是 3.01%。如果考虑到此前美国官方和民众对于大流感的爆发普遍认知不够，市场可能对此定价不足，我们将统计涨幅的起始时间推后至美国军方已经确切知道流感大爆发并且向公众发出警告的 1918 年 8 月 14 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到 1919 年末的累计涨幅也有 31.25%，截止到 1918 年末的累计涨幅是 0.61%。事实上，从 1918 年 8 月 14 日，直到 1918 年 9 月底费城自由公债大游行期间，虽然各种迹象表明大流感的爆发已经愈演愈烈，但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此期间依旧是波动性上涨了 3.65%。
从这样一种统计来看，即便是绵延了三年的 1918 年炼狱般的大流感，似乎并没有对道琼斯工业指数产生连续三年的压制。如果说 1918 年炼狱般的大流感真的对股市产生了显著影响的话，似乎只限于 1918 年 10 月 18 日-1919 年 2 月 7 日。这个时间段大致对应着 1918 年美国大流感最致命的第二波，如表 4 所示，在此期间道琼斯工业指数从 89.07 点下降至 79.35 点，累计跌幅 10.91%，略高于上证综指疫情期间的跌幅，但远低于欧美日主要股指的跌幅。
这样一个区间统计似乎也可以和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形成呼应。1918 年 10 月上旬，在流感大爆发期间，美国甘尼森镇主动与外界隔离，最终没有任何一个人死于流感；科罗拉多州的莫纽门特等地颁布了禁止所有公共集会、禁止顾客进出酒店等禁令；在新英格兰，即便在和战争胜败高度攸关而且得到了很好照应的造船厂，也有近一半因流感出现旷工。曾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美国华盛顿的场景：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这样一个由大流感造成的人类主动或者被动的隔离，和我们当前很像，似乎很能用病毒造成的恐慌来解释在 1918 年 10 月 18 日-1919年 2 月 7 日的下跌。
不过，如前所述，100 年前美国大流感给人类带来的绝望远甚于新冠病毒给人类带来的困扰，如果对于病毒的恐惧情绪真的能够主导市场的话，大概率应该是 100 年前的股市跌幅应该远高于这一次。但从道指的表现来看，即便在让人绝望的怀疑文明是否还能延续的 1918 年秋季，道指的跌幅根本没有这次下跌的幅度大，这有理由让我们怀疑病毒所导致的恐慌情绪是否构成看空市场的理由。
另一个疑点依旧来自于战争。如前所述，一战在大流感传播、变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助推剂作用，大流感致死率最高的 1918 年也是一战的最后一年，因此，前述简单的看图分析无法排除战争的影响。事实上，从弗里德曼的《美国货币史》等著作对那段经济史的研究来看，除了少数专门从事大流感研究的作者和文献，绝大多数学者对那段历史的研究更强调一战的影响，而非流感。
如下所示，如果将战争导致的死亡率和流感导致的死亡率区分开之后， 对于扣除通胀后的股市实际回报而言，战争死亡率的影响在当期和滞后两期的水平都是统计上显著的，但是流感死亡率无论是在当前还是滞后的两其中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都不显著。不过，两个死亡率都通过主要伤害消费进而拖累 GDP 增长。
既然战争会导致死亡，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和股市的实际回报，那为什么战争打击下的 1918 年股票市场还会上涨呢？这里需要澄清埋藏在投资者情绪中的另外一个误解。很多时候，投资者会对战争怀有直觉上的恐惧，直观地觉得战争会造成股市下跌，因为正常的经济秩序会遭到破坏。如下图 10 所示，战争与股市的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从指数上看，股指的走势更多的和战局胜负的概率有关，而不是是否发生战争。
从微观层面上看，战争对经济秩序的改变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就一定会遭受损失，在一战期间，美国威尔逊政府采取了官方与美国主要工业企业紧密合作的方式，在美国参战的 19 个月中，这样一种公私合作方式，既保证了美国的军需品供应，也让很多私人企业主相信“政府控制”可能未必意味着是敌意的或有损于私人利益的控制。
与此同时，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这样写道：“批发物价指数在1918 年 9 月达到一个暂时的高点，紧接着停滞不前，随后在一个短暂的下降后恢复上升，而 1918 年价格的徘徊时期正好对应着国民经济局判定的经济紧缩期”。但事后发现，“紧缩期”的判断存在失误，战争的结束虽然立即带来军火订购的结束，需求下降，但是价格与产出的下降是短暂的，并且紧接着是一轮的扩张。
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战争对于经济而言，可能存在一个好处，即通过 军事凯恩斯主义的方式扩张总需求。如下表所示，在 1917-1918 年美国参战期间，美国国防支出占 GNP 的比重相比于此前有数十倍的上升。这样一个战争开支的加大几乎完全是靠发行财政赤字实现的，而且相比于后来的二战 和朝鲜战争而言，美国在一战时期的战争费用融资明显更加依赖于政府举债， 前面提到的 1918 年 9 月费城自由公债大游行就是当时美国政府力推的面向公众的融资方式。
在一战的美国参战期间，美国财政赤字的大幅扩张，不但有效对冲了流感和战争死亡对经济增长的拖累，而且对于股市也有至关重要的含义。从政策经济周期的角度看，企业盈利是一种货币现象。美国在 1914 年 6 月-1917年 4 月中立期间大发战争财，黄金大量流入有助于高能货币的快速上升，有效支撑了美国中立期间的股市上涨。但到 1917 年美国对德宣战后，黄金大量流入的势头终止，高能货币一度扩张乏力，这对 1917 年的市场走势产生了拖累。直到 1918 年，美国财政赤字的大量发行再次有力支撑了高能货币的扩张，支撑了市场在 1918 年的上涨。
3、建议对当前的股市保持乐观和耐心
3.1 、从货币角度看，目前的市场略有低估
综上所述，虽然爆发于 1918 年的美国大流感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造成了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惧和绝望，但从数据上来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到绝望的情绪并没有对股市产生明显不利的影响。即便是在 1918 年秋季流感最为致命的第二波冲击期间，股票市场的下跌更多的是因为投资者担心一战结束后，财政赤字缩减拖累企业创造货币化盈利的能力，而非由于流感造成的恐慌。这再一次印证了我们政策经济周期框架下的一个观点：由于企业盈利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当做股市估值的锚。
事实上，这样一个复盘结果，依旧符合格雷厄姆的经典阐述：股票市场短期是个投票器，长期是个称重机。不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此，在极端的自然灾害下依旧会如此。短期，病毒会通过对人类心理的打击导致市场波动， 但时间稍微拉长一点，股市作为称重机，唯一在意的是企业获取货币化利润的能力。这意味着，无论疫情如何严重，只要企业获取货币化盈利的前景有保障，市场仍然有上行的动能。
这样一个含义对于当前的市场判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今年一季度， 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当实际 GDP 负增长 6.8%的同时，货币仍在较快的扩张。截止到 4 月 17 日，A 股市值/M2 的值为 0.274，按 2003 年以来计算估值分位为 45%，低于指标中枢水平，市场处于略有低估的状态。这是我们此时不悲观的第一个理由。
3.2 、病毒持久战：由坚壁清野转向主动进攻
为什么 1918 年美国大流感造成的人口损失和人类绝望都远高于当前的新冠肺炎，但其对于市场的冲击却远小于当前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冲击？除了前述分析的财政赤字支撑货币发行的原因外，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供给侧的冲击。在此前的多篇报告中，我们曾这样总结中国战疫必胜的三大法宝：舍生忘死的医护人员 坚壁清野的人民战争 蓬勃发展的科技经济，这三大法宝都是中国自古以来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化。
而在美国 1918 年的大流感中，美国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部核心是打赢战争。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了赢得战争不惜“将残酷无情的精神……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之中”。在这种背景下，根本不存在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而大规模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隔离，这造成近三分之一的民众被感染，与数十万美国民众的丧生。没有大规模隔离，大流感自然也没有对美国经济产生太大的冲击。
因此，中国一季度和海外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大幅下行是各国政府为保护民众生命付出的代价，是坚壁清野式的隔离措施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从疫情加大国际冲突风险、印度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感染风险、以及病毒本身给人类带来的恐慌心理等角度去担忧市场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因为最终股市是个称重机，不是个投票器。但是，如果是因为担忧大规模的隔离措施迟迟无法退出，进而生产停滞、拖累股市，这个逻辑我们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无需过忧。
所谓隔离，其实就是一种坚壁清野的策略。从一般的作战艺术角度看， 采用坚壁清野的策略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通常是因为面对的敌人过于强大、自身初期准备不足，不得不坚壁清野、以拖待变，最典型的战例来自于1812 年俄法战争中沙俄库图佐夫战胜拿破仑的策略。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等海外国家在今年的一季度都面临这个情况，中国面临的是一场遭遇战， 当钟南山院士于 1 月 20 日明确发出“病毒可以人传人”的警示时，由于春节的原因已经有五百万人由武汉去往全国各地。面对着几乎完全陌生的病毒对全国发起的快速攻击，如果不果断采取坚壁清野的隔离措施，后果难料。
对于欧美而言，在中国通过坚壁清野的方式，以极大的经济代价来保护民众生命的时候，他们本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来采取代价更小的方式来迎战病毒。但是，傲慢与偏见使得他们被病毒轻易地攻陷，当传染和死亡人数激增的时候，欧美各国也不得不采取隔离的方式来亡羊补牢。总之，在中国， 坚壁清野是打赢遭遇战的不二选择；在欧美，疫情的蔓延则是傲慢与偏见的必然代价。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面对病毒来袭的时候就只能采取坚壁清野这一个策略。战略战术的采用永远是由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确定的，例如在1941 年，当苏俄再次面临来自于欧陆霸主的进攻时，基本上摒弃了沙俄时期放弃并烧毁莫斯科的做法，而是在莫斯科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之所以 130 年之后苏俄敢于同当时的欧陆霸主德国正面作战，是因为苏俄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同样的道理，在 1918 年美国大流感的 100 年后，我们虽然对很多致命病毒仍无法完全消除之，但受益于科技的进步，人类所面对的也早已不是被动挨打的局面。如表 2 所示，100 年前的大流感虽然起源于美国，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总人口死亡率明显低于印度等落后国家，这可能反映了科技与经济对于降低总人口死亡率的重要性。
事实上，之所以当前的总人口死亡率远低于当年，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依旧是功不可没。对于 1918 年的致命病毒，人类在几十年之后才最终锁定它；对于新冠肺炎，中国科研团队在一个月左右就锁定了它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ARDS 是 1918 年大流感病毒致死的重要原因，100 年前的人类对此束手无策，近几十年出现的 ECMO 已经成功的将许多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对于绝大多数的轻症患者而言，经济大发展和物质充裕大大改善了人类的营养条件，有助于提高人体对病毒的免疫力。
我们现在回到刚才那个看似最站得住脚的担忧：万一我国迟迟无法退出隔离措施，正常的生产生活迟迟无法恢复呢？事实上，这个担忧可能会因为病毒的下一波来袭而强化。无论是在中国的张文宏医生，还是美国的福奇博士，中外有很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专家，都在担忧今年秋冬病毒会再次来袭。一方面，这种担忧本身意味着夏天有可能成为这轮疫情暂时的缓和期，这也和 1918 年的大流感病毒的活动规律很类似。
另一方面，我们无从判断刚刚经历的这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究竟相当于100 年前的毒性较轻的第一波，还是毒性强化后的第二波。因为从表 3 所列， 除了新冠肺炎没有导致中青年人成为死亡主要群体外，无论是从传播效率， 还是从患者病死率上来看，如果没有及时的隔离措施，我们经历的这一波似乎并不明显弱于 100 年前的美国大流感第二波。因此，即便是新冠肺炎在今年秋冬二次来袭，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属于 1918 年美国大流感的毒性增强的第二波，还是毒性弱化的第三波，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由于前述原因，人类对抗病毒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强，尤其是在中国，面对病毒的遭遇战、阻击战已经胜利，现在至少有一到两个季度的时间窗口来做好充分的应对下一波（如果有的话）的准备。与此同时，100 年前的美国大流感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经验是，雄厚的物质基础可能是总人口损失较小的另外一个重要保障。因此，在未来的一到两个季度中，整个社会不但要全力抓紧生产、做好储备。即便是下一波冲击真的来袭时，也要生产和战疫兼备，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支撑就难以进行面对病毒的持久战。这意味着，如果真的有下一波，我们无需再被动地坚壁清野，而是应该通过对病毒“主动进攻”的方式去确保赢得生产和战疫兼顾的持久战。
当然，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可能更多的需要公共卫生专家出谋划策。我们只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样一种主动进攻的战疫策略似乎是可行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Q1 中国名义 GDP 下降 5.3%，如果没有疫情冲击， 2020Q1 大约能实现接近 2019Q4 的 7.4%的名义增长，这意味着疫情造成的2020 年 Q1 的损失大约是 2019 年 Q1 名义 GDP 的 12.7%，即约 2.8 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2019 年底我们对 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大约是6%，如果按照 IMF 对于中国 GDP 增速 1.2%的预期，如果不考虑名义和实际增速的差别，今年我国为了战疫大约要损失 4.8 个百分点的 GDP、即约4.8 万亿人民币（2019 年 GDP 现价为 99.1 万亿人民币）。这 2.8-4.8 万亿的 GDP 损失大多是由于病毒限制了人类的活动而造成的。
另外一方面，财政支出实际上是全社会承担的开支，2.8-4.8 万亿人民币也是全社会的战疫成本，从经济的角度，为了实现生产与战疫兼顾的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只要额外产生的财政开支不高于 2.8-4.8 万亿，则仍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隔离造成的成本是没有实物被生产出来的真正成本，通过增加财政开支的方式进行防疫，对经济的含义是一笔总需求的扩张，它可以通过财政乘数效应进一步刺激物质的生产。
既然在经济上是具有合理性的，但究竟应该如何实现这种生产与战疫兼顾的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呢？约翰·巴里在《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曾经这样阐述道：“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藉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因此，所谓对病毒的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就是要消除病毒给人们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要能够尽可能的确切知道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然后对这些病患和疑似病患进行定点隔离、检测、照护，让没有染上病毒的人去自由地从事消费、生产等活动。
下面我们只探讨经济和技术上可行性，对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作抛砖引玉式的讨论。
（1） 最极端的假设：全民做核酸检测，锁定病毒踪迹。根据光大医药团队的分析，针对新冠病毒的一次核酸检测大约成本一两百元左右，做三次检测大概能够比较高概率的确定或排除是否感染了病毒。即便中国 14 亿人全部做一轮三次的检测，总共的费用大约也就是 0.5-1 万亿人民币。即便今年秋冬新冠病毒卷土重来，按照 1918 年大流感病毒在第二波中持续 12 周来计算，以今年一季度的 GDP 损失 2.8 万亿粗略估计，也够至少做一轮全国范围内的筛查。
（2）全面升级健康码，用大数据精确锁定高风险人群。前面的地毯式筛查，当然是一种极端假设，只是用来说明，即便是通过最极端的手段去筛查，由此造成的开支成本也是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当然，这并无必要， 因为人类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电信信号的传播速度快于病毒的传播速度为我们及时切断病毒传染源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伴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广泛渗透，几乎绝大多数的自然人都在网络上有自己的留痕记录。三大电信运营商、微信、支付宝各自有 15.95 亿、9 亿和 11.5 亿的用户，如果再算上铁路、航空、宾馆等都已经实现实名制，一旦确定确诊病例，大数据可以迅速将其密切接触者寻找出来，及时切断进一步传染路径。只需要对这些人进行定点隔离，就可以避免因对不必要的人进行大规模隔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当然，仅仅有当前的大数据资源和搜索手段是不够的，如果目标真的是要防范在秋冬季节可能出现的且病毒毒性再次升级的下一波，我们要在统筹现有大数据资源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准备。比方，一个可行的方式是，由全国人大制定重大传染病方法的应急法律法规，规定在重大传染病流行期间以国家行政力量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行专门的健康码 app，它至少应具有如下几个功能：①无论是否中国国籍，在高毒性传染病的大流行期间均应强制下载，否则强制隔离在家、不准外出；②通过定位效果更好的 GPS 等技术手段准确记录用户至少半个月的行动轨迹，一旦出现确诊病例，即刻锁定过去半个月传染半径内的密切接触者，第一时间安排其隔离和核酸筛查；③在商场、餐馆、工厂、学校、小区等生产、消费、生活场所，设置健康码扫描仪，一律凭健康码出入、无需大规模停业停学，如果经营管理者做不到凡进必扫码则强制要求停业整顿或吊销执照。
当然，上述假想可能在公共卫生防疫的角度看不够专业，在如何实现上 也还有很多细节值得探讨，但是我们的目的在当前已经做得非常好的流行病 学调查基础上，通过“大数据精确锁定 饱和式核酸检测”的方式，展现什么 是针对病毒的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以及这种防疫策略的可能性。这样的最 大好处是消除了病毒传染路径的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减少了不必要人员的活 动限制，有助于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正常地生产生活，这对于保持全社会 在应对病毒持久战的持续士气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也有助于最大限度地确保 我们拥有持续的物质增长来应对病毒的袭击。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病毒 具有较强的基因变异能力，即便我们开发出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也不能 确保这个疫苗足以应对它之后的变异，即便我们成功熬过了这次病毒的袭击， 墨菲定律也意味着下一次这种冲击的到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能够采取 这种“大数据精确锁定 饱和式核酸检测”，下一次人类社会付出的经济代价 会小很多。
总之，无论今年秋冬是否有新冠肺炎下一波来袭，也无论病毒是毒性变 得更强还是趋弱，集体主义下的医护人员、人民战争和科技经济这三大法宝 依旧是中国社会必然能够在持久战中战胜病毒的根本保障；在目前的技术条 件下，“大数据精确锁定 饱和式核酸检测”则有助于社会的防疫策略从坚壁 清野转向主动进攻，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去赢得抗疫持久战。当然，对于这样 一个有助于餐饮娱乐、学校等行业和场所全面恢复正常的防疫策略能够在什 么时候落地，我们并不知道。可以知道的是，人类社会现在的技术水平和物 质基础是完成可以实现这样一种策略的，因此从长期和价值投资者的角度讲， 我们对股市不悲观。与趋势投资买进已然性不同，价值投资买进的是必然性。
4、风险提示
1、病毒出现经验无法理解的变异。前文分析是建立在 1918 年美国大流感时极限场景的情况下，本质上还是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虽然从概率论的角度看，未来病毒变异出现均值回归是大概率事件，但墨菲定律也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病毒毒性的均值本身是否发生了跃变，不得而知。
2、货币投放的方式出现问题，以至于最后货币扩张乏力。对美国一战& 大流感期间的复盘数据表明，股市惧怕的根本不是病毒，而是货币不增长。然而货币发行是需要资产背书的，一战期间美国经历了由黄金到国债的背书资产转换。过去十年，房地产是中国发行货币的主要背书资产，包括一季度的货币扩张中，部分一线城市的房价再次出现上涨迹象。如果不能尽快的转向依靠国债背书货币发行，要么地产泡沫有卷土重来的风险，要么面临货币扩张乏力的风险。
3、迟迟无法实现防疫策略转变的风险。由坚壁清野式的防疫策略，转向主动进攻型防疫策略，需要再次发挥集体主义精神：需要我们突破财政量入为出的思维，将经济冷却产生的隐形成本转化为财政方面的显性开支；更需要每个人做出于集体利益的暂时让渡。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光大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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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
1929年10月29日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
竖立在汽车上的牌子写道：“100美元可买下这辆轿车。在股市上丧失了一切，急需现钞。”
在这个被称作“黑色星期二”的日子里，纽约证券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抛售股票的旋涡之中，这是
美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经济事件，影响波及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此后，美国和全球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华尔街大崩盘或许是金融世界遭受过的最大灾难。
在致命一天到来前的18个月里，华尔街股票市场的牛市似乎是不可动摇的，随着投机者大量蜂拥进股市追
求快速、大量的利润，一些主要工业股票的价格竟翻了一倍多。一段时间以内，每天的成交量多达50O万股。随
着投资者大把将钱撒进股市，一些基金也急忙从利润较低的投资领域撤出转向股市。欧洲的资金也洪水般涌进
美国，银行总共贷款约8O亿元供给证券商用以在纽约股票市场进行交易。赫伯特-胡佛当选总统之后不久，曾试
图通过拒绝借款给那些资助投机的银行来控制股市，但股价仍不断猛涨，到1929年9月3日到达历史最高点。当
天一天的成交量便超过800万股。
同月，股市价格首次开始下挫，但专家和政府的声明却向公众保证，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他们大错特
错了。在10 月24日，股市掉落到谷底。随着股市以平均每天18点的速度狂泻，惊慌失措笼罩了华尔街。由于投
机者们蜂拥着争取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卖出手中的股票，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已跟不上股市迅速下跌的行情。
仅10月24日一天，便发生了1200万笔交易，一个由银行组成的联盟迅速采取行动以控制局势，但这仅仅是暂时
的拖延。股价不久便又开始了无情的下跌，到10月29日甚至骤然下跌了平均40个百分点。随着一些主要股票的
价格缩减超过2/3，在大崩溃的头一个月便有260亿美元在股市化为乌有。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
生的积蓄在几天内烟消云散。但这仅仅是大萧条的第一轮可怕打击。
过去，美国也曾经历过股市恐慌与金融萧条，但没有一次像这一次一样对美国普通市民的生活产生如此深
刻的影响，因为紧接而来的大萧条将使大部分人身陷困难。
20世纪20年代，在经历了一次大战和死亡2000万人的1918年全球大流感后，世界进入一个暂时的和平时期
，人们开始享受灾难之后的欢愉：经过几年的调整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尤其是美国，它在许多
经济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和稳定的国家。
良好的经济环境和乐观的情绪为20年代的股市大发展创造了条件。1921年，美国资本市场新发行的证券是
1822种，到1929年达到了6417种。《纽约时报》工业指数从1921年的低点66.24反复攀升至1929年9月19日
469.49的历史最高点。
当时，融资购买股票十分流行，而且人们还可以通过“定金交易”花一美元买到价值10美元的股票，人们
第一次发现赚钱的机会是那么多。于是，大量中小投资者争相涌进股市。每天，人们热切地讨论着股票走势，
小道消息满天飞。随着股价扶摇直上，华尔街陷入了狂热之中，电梯工、接线员和报童也和金融巨头一起玩起
了股票。华尔街甚至成了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参观的去处：每天早上，旅游者们夹道欢迎那些来上班的经纪人们
，向他们鼓掌。
美国做了个噩梦
危机已经悄悄降临，人们却没有注意到。1926年秋，在20年代的投机狂潮中被炒得离谱的佛罗里达房地产泡
沫首先被刺破了。然而，这丝毫没有给华尔街的疯狂带来多少警醒。从1928年开始，股市的上涨进入最后的疯
狂。事实上，在20年代，美国的许多产业仍然没有从一战后的萧条中恢复过来，股市的过热已经与现实经济的
状况完全脱节了。
1929年3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对股票价格的高涨感到了忧虑，宣布将紧缩利率以抑制股价暴涨，但美国
国民商业银行的总裁查尔斯?米切尔从自身利益考虑，向股市中增加资金投入以避免下跌，股票经纪商和银行家
们仍在极力鼓动人们加入投机。甚至一些著名的学者也失去了冷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耶鲁大学的欧文?费雪，
这位大经济学家不仅自己融进了投机者的行列，而且还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股票价格已达到了某种持久的高
峰状态。”
不过，也有不少人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就是及早从股市中脱身
者之一。他对自己说，如果连擦鞋匠都在买股票，我就不想再呆在里面了。这个明智的选择使他提早撤出资金
，为其家族的未来奠定了基础。
1929年夏，股票价格的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份，崩溃已经近在眼前。9月3日，华尔街的一位统计学家
罗杰?巴布森在华尔街的金融餐会上说了一句话：“股市迟早会崩盘！”这句话被《道琼斯金融》发表。其实，
这位先生在此前的两年中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却只被人们当做笑谈，没想到这次竟一语成谶，千古留名。此话
不久就传遍了全美国，投资者信心开始动摇，股市立刻掉头向下。
股市下跌的消息惊动了总统胡佛，他赶紧向新闻界发布讲话说：“美国商业基础良好，生产和分配并未
失去以往的平衡。”有关的政府财政官员也出面力挺股市。但此时人们的神经已经异常脆弱，股市在经过昙花
一现的上扬后，就开始了噩梦般的暴跌。
跳楼的不仅是股指
1929年10月的最后10天，集中了证券史上一连串著名的日子。
10月2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即遭大笔抛售，全天抛售量高达600多万股，以致股市行情自动记录器到
收盘1小时40分后才记录完最后一笔交易。
10月23日，形势继续恶化，《纽约时报》指数下跌31点。
10月24日，这一天是股市灾难的开始，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四”。早晨刚刚开市，股价就如决堤之水轰
然下泄，人们纷纷脱手股票，全天换手1289.5万股。虽然当天中午多位银行家和财团老板决定出资托市，暂时
稳住了股票价格，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稳定。
10月25日，胡佛总统发表文告说：“美国的基本企业，即商品的生产与分配，是立足于健全和繁荣的基
础之上的”，力图以此刺激新一轮投资。然而，过了一个周末，一切挽救股市的努力都白费了。
10月28日，史称“黑色星期一”。当天，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9点，道琼斯指数狂泻38.33点，日跌幅达13%
，这一天，已经没有人再出面救市。
10月29日，最黑暗的一天到来了。早晨10点钟，纽约证券交易所刚刚开市，猛烈的抛单就铺天盖地席卷而
来，人人都在不计价格地抛售，经纪人被团团围住，交易大厅一片混乱。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成交
的历史最高纪录。《纽约时报》指数下跌41点，而道琼斯指数比星期一又下跌了12%。一名交易员将这一天形容
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这就是史上最著名的“黑色星期二”。
在这场股灾中，数以千记的人跳楼自杀。欧文?费雪这位大经济学家几天之中损失了几百万美元，顷刻间
倾家荡产，从此负债累累，直到1947年在穷困潦倒中去世。
不堪回首二十年
这场史无前例的股市大暴跌从1929年延续到1932年，并成为整个30年代大萧条的导火索。从1929年最高的
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了89%，到1933年7月，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值只相
当于1929年9月的1／6。
股灾造成了美国股市、银行与整个经济体系的危机，形成了恶性循环，并从美国波及到了整个世界，使
人类经历了5000万人失业、上千亿美元财富付诸东流、银行倒闭、生产停滞、百业凋零的黑色大萧条年代。
经济学家研究，这次股市崩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股市的过度狂热没有得到适时的引导，而融资买卖
和定金交易使股市在卖压之下失去控制。二是当时美联储运用调高利率的错误货币政策，使得货币供给量大幅
减少，造成市场资金转向其他投资工具，加速了股市的下跌走势。
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对美国证券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1934年7月6日，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成立，理智的约瑟夫.肯尼迪被任命为主席。此后，经过罗斯福新政和二次大战对经济的刺激，美国
股市逐渐恢复元气，到1954年终于回到了股灾前的水平。
历史名词解释：
经济大萧条（经济大恐慌），是指1929年至1939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
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这次经济萧条是以农产品价格下跌为起点：首先
发生在木材的价格上（1928年），这主要是由于苏联的木材竞争的缘故；但更大的灾难是在1929年到来，加拿
大小麦的过量生产，美国强迫压低所有农产品产地基本谷物的价格。不管是欧洲、美洲还是澳洲，农业衰退由
于金融的大崩溃而进一步恶化，尤其在美国，一股投机热导致大量资金从欧洲抽回，随后在1929年10月发生了
令人恐慌的华尔街股市暴跌。1931年法国银行家收回了给奥地利银行的贷款，但这并不足以偿还债务。这场灾
难使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的制度破产了：它导致了德国银行家为了自保，而延期偿还外债，进而也危及到了在
德国有很大投资的英国银行家。资本的短缺，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没有
市场必然使工厂关闭，货物越少，货物运输也就越少，这必然会危害船运业和造船业。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
退的后果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1932年的最大数据）。经济大恐慌对拉丁美洲
也有重大影响，使得在一个几乎被欧美银行家和商人企业家完全支配的地区失去了外资和商品出口。
原因
关于经济大恐慌的成因一直众说纷纭。最早解释到这一点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认为市场对商品总
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策略来刺激需求，从而带旺经济。这一
点成为了五、六、七十年代时人们普遍的看法。
但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的观点。现任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认为是因当时美国兴起了消费借贷所致。持续性
的借款终使美国人个人债务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费热潮也就在大萧条时期结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利民则
认为是当时美国政府在大萧条前对经济做了很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对银行的管制，使银行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
反应，在通货紧缩下导致经济大恐慌。
经过
192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美国人敞开了自己吝啬的大门
。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趋之若鹜，「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胡佛总统也认为，「我们正在取
得对贫困战争决定性的前夜，贫民窟将从美国消失」。
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它的「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从顶巅
跌入深渊，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从1929年10月29日到11月13日短短的两个星期内，
共有300亿美元的财富消失，相当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总开支。但美国股票巿场崩溃不过是一场灾难深
重的经济危机爆发的火山口。
当时纽约流行一首儿歌：「梅隆拉响汽笛，胡佛敲起钟。华尔街发出信号，美国往地狱里冲！」随着股票巿
场的崩溃，美国经济随即全面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可怕的连锁反应很快发生：疯狂挤兑、银行倒闭、工厂
关门。
金融危机时期
今日领导传输了时下最为流行的金融危机，回家又运用了“80”后的习惯百度了一下金融危机，条条标题
波及眼球，危机、辞职、创业，一些出镜率颇高的词汇占去了大面积的屏幕，随手进入几条，大致了解一番，
战争对股市影响是怎么样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历史上股市对于战争的反应。
1914年6月底，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及其妻子索菲亚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1914年7月底，奥匈、俄国和德国相继宣布参战，一战正式打响。
在一战爆发前，从1913年年初开始，到1914年7月底，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已经累积下跌了20%左右。由于战争爆发，股票市场上的交易量一落千丈，几乎没有人还有心思去买卖股票。因此，纽约证券交易所做出决定，从1914年7月31日开始关闭交易所。
这一关，就关了半年左右。股票交易一直到1914年12月12日才开始恢复。12月12日开盘后的价格，和6个月前的股票价格相比，又下跌了24%。
然而，1915年，虽然一战还没有结束，道琼斯指数却呈现出报复性增长，全年上涨了80%左右，是美国股市历史上涨幅最大的一年。从1914年战争爆发算起，一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道琼斯指数共上涨了43%，年均涨幅8.7%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