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首往事
这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年。
一天，一位身着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很有绅士风度的先生来到了茅以升的寓所。他要拜访一下这位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
他按了一下门铃，茅以升出来打开房门，把他迎进了书房。
茅以升请客人在沙发上坐下，为他沏了一杯香茗。客人坐下后自我介绍了一番。这位先生姓崔名传法，解放前曾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汤恩伯手下任少将处长，后被我地下党策反，弃暗投明，投向了人民一边。
两人寒暄过后，崔传法向茅以升聊起：“茅先生，您还记得上海解放前夕的一段往事吗？去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汤恩伯曾命令参谋长周自强通知警备司令部第四处的聂寅生处长，约您第二天上午到警备司令部商谈如何炸毁钱塘江大桥的事。”
茅以升想了想说：“喔，有这么回事。”
后来，聂寅生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当时，我们的心里十分矛盾。因为您最了解大桥的要害部位，如果您提出一个毁灭性的炸桥方案，事情就不好办了。为了不让汤恩伯等人察觉，我们决定采取拖的办法来避开和您见面。那天上午八点前，聂寅生处长故意离开总部去第十补给区司令部研究补给问题，结果让您空候了半天。您走后，我们一时也就找不到大桥要害部位，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噢，还有这么一段故事。”茅以升十分感慨。
“现在，大桥能完好保存，作为有良心的中国人感到欣慰。聂寅生特让我带封信给您，请您谅解当时的‘失礼’。”
崔传法从皮包里拿出一个中式信封，递给了茅以升。
茅以升接过信，细细地将它读完，十分感慨，他当即给聂寅生写了一封回信——“当时，我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商讨炸桥问题是迫不得已。鉴于亲手所建大桥将毁于一旦，深为痛心，但在司令部会客室等候甚久，未见您来晤谈，我就走了。现经您来信说明真相，我极为感叹，认为即使在当时的蒋军中也还有爱国志士，对此表示敬佩……”
钱塘江大桥能够完璧归赵，是这两位具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军官出演了“挡驾”炸桥的幕后戏。可还有一位至今人们已淡忘的幕后英雄更值得歌颂，是他将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中几位关键的国民党军官策反成了爱国志士。
他，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钱明同志。
上海西南角。愚园路延陵村的一座小洋楼里还亮着一盏灯。工作了一夜的飞达新运输公司经理钱明打开窗户，伫立着眺望北方。
钱明从淮阴根据地来上海已快两年了。他已两次派交通员把几件重要的情报送到解放区去，但始终没有得到回音。两年前，华中分局联络部部长扬帆亲笔写给他一封密信，这封信曾给他指示了到上海后的行动方向——“三人小组谈判即将破裂，届时本部将随军部北撤，撤到固定地点以后将通知你联系地址。原给你打入敌内的任务继续努力，军统、中统任你选择，无论离开组织多久，见到组织向组织汇报，均承认打入……”
钱明思考再三，决定亲自去解放区跑一趟，向组织汇报这两年在敌后的工作情况。
二、北方来的渔船
1947年底。北风呼号，水天迷蒙。吴淞口外摇摇晃晃地驶来了两条船，船头略呈方形，撑着满是补丁的棕褐色篷帆，一看便知这是北方来的渔船。
过了外白渡桥，船老大便担心地站在舵旁，不时地向两边张望。忽然，船老大发现岸上正在卸货的工人都停止了手中的工作，他们用一种异样的目光越过渔船向江对面观望。船老大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只见江对面“突突突”地横冲过来一艘汽艇。汽艇上飘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水上查缉组”几个字。汽艇还未靠上渔船，几个国民党士兵就大叫大嚷起来：“喂，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叫你们老板出来。”
不一会儿，从船舱里猫身走出一个身穿长衫、脸膛黝黑的人来。他向跳上渔船的国民党士兵欠了欠身，和气地说道：“老总，鄙人姓刘，名正荣，是这条渔船的货主，老总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尽管说。”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山东。”
“那可是共产党的地盘呀！你们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一个士兵凶神恶煞地盯着刘正荣问。
“我们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呀！”刘老板急忙申辩。
“谁能证明？我们要把船扣下！你去找个保人，拿出证明，听候传审。”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歪着脖子，蛮不讲理的样子。
查缉组的人拿出封条，把船舱一一给封了，并用枪把两个船老大押下了船。
刘正荣想，呆在船上不是个办法，得赶快找人活动。
他带上另一个小货主上码头去找熟人了。
刘正荣在外滩找到兴隆报关行。行里的人向刘正荣出主意道：“此事你要请和警备司令部有来往的人作保。”
“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呢？”
“上次有条船被扣，听说是飞达新运输公司给通融的，那里有位钱明经理在警备司令部有熟人。”
“噢，您能不能给引见一下。”
飞达新运输公司位于乍浦路天潼路口，该公司公开业务是负责运输上的报关业务，而实际上是钱明的情报联络点。钱明见刘正荣来后，把客人带进经理室。由于事前已接到姜万肃的电话，所以对刘正荣的来意已略知一二。
“钱明先生，我们初来上海，人生地不熟，您无论如何给帮个忙，向警备司令部打个招呼，把船老大给放出来，否则我们无法开封卖鱼。”
上海解放前的渔货码头
三、欣然拍板
“船上有公家的货吗？”钱明问。
刘正荣愣了一下。
钱明说：“对我说实话吧，咱们是自己人。”
刘正荣放低了声音说：“约有一半是公家的。”
钱明对刘正荣他们的底细，心里已基本清楚，是公家的人、公家的货！
“这样吧，我先打个电话问问，托托熟人，我估计警备司令部那里免不了要破费一些。”
“那就拜托了。”刘正荣十分感激钱明。
“不过，你还得办件事，你写封信给这里的山东同乡会，就说你们是从共产党地区逃出来的，是从共区和青岛外围的交界处沙子口那儿来的，然后我拿着信，以受同乡会之托的名义去和警备司令部打交道，这样，我说话方便些。信你就在这儿写吧。”
乘刘正荣写信的当儿，钱明给警备司令部一处经济科长娄亚明挂了个电话，他想先摸一下底。钱明心里清楚，船一定是水上查缉组扣的，组长关里又是一处的副处长，但由于他不是军统系的，所以实权反而比经济科长娄亚明小，娄亚明历来不把关里放在眼里。再说钱明和娄亚明还有过一段交往。钱明经常给娄亚明聊一些上海滩的掌故和各帮派的关系。娄亚明因此获得上司陶一珊关注，后被任命为经济科科长，因此将钱明当作自己的恩师。所以，凡钱明托娄亚明的事，他不会不办。
根据电话所约，娄亚明在公馆里接待了钱明。
钱明将刘正荣写给同乡会的那封信递给娄亚明，告诉他，事成之后给他三千万元的好处费。娄亚明听后心里很是高兴，立即当着钱明的面，给关里挂了电话。
“喂，关里吗？我是娄亚明呀，听说你们扣了两条渔船？”
“是的，那两条船是从共区来的，我们正在调查。”
“据钱明说，那是来上海做鱼货生意的。这事由我处理了：让钱明写个保条，把船老大给放了吧！”
“您关照的事好说，您就叫钱明来保人吧。”
钱明把事情办得出乎意料地顺利。事过之后，作为答谢，货主刘正荣又高兴地请钱明上山东馆子悦宾楼赴宴。席间，钱明关心地问：“刘老板，这次准备买些什么货带回去呀？”
“不瞒您说，山东那头缺修理汽车的工具和零件。不过，现在这批货购买也难，运输也难，不知钱经理是否能再次帮忙？”
“此话怎讲？”
“听说蒋经国最近组织了一个青年勘建大队，冻结了所有重要物资，不准卖，卖了也不准出口，汽车零件也在禁运之列。”
“这样吧，货由我来买，送由你们送。上海查得紧，可以分散运到宁波或沈家门，运输的路线由我找，人你们派，去山东的运输船也由你们找。”
“这个主意好！”
钱明正想找个机会去山东解放区，这下机会找到了。
1948年，上海物价飞涨
四、同学孙立武
第二天，钱明介绍刘正荣跑了几家专卖汽车零件的商行。商行里应有尽有，只是由于蒋经国青年勘建大队限制，各商行都只卖货不进货。根据这一行情，刘正荣在钱明的协助下，抓紧用了两天时间，用五十两黄金搜罗了价值一百多两黄金的货。什么汽车修理工具呀，电石、垫圈、汽缸活塞呀……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货购买停当后，全藏在飞达新运输公司的后院里。刘正荣又抓紧时间登上了去宁波的客轮。
不久，刘正荣从宁波发来电报，说事情进展顺利，收货人和运输船都已联系妥当，请钱明伺机发货。
钱明接到电报后，请人将一箱箱汽车零件化整为零，分散伪装好。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凡能打听到去宁波的船，钱明就让船员捎上一些。等货分批运到宁波，时间已到了九月中旬。如此转运，货主刘正荣免不了又增加了开支。等货收齐后，刘正荣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他要和钱明具体商量如何启程返回山东。
刘正荣一到上海，就去找钱明。
与刘正荣闲聊了几句后，钱明把话扯到了正题：“老刘，您看我们这次如何走法？”
“从陆上走太危险，那儿是解放区，路上国民党暗卡盘查必定多。”刘正荣说。
“如果有派司呢？”钱明问。
“什么派司？”
“国防部二厅的。”
“那行，有把握搞到吗？”刘正荣闪着兴奋的目光。
“有七成把握。”钱明用三个手指捏起了个七字。
前些日子，钱明外出办事，在西摩路口碰见中学同学孙立武。孙立武现在是国防部二厅山东站站长，过去在他担任二厅徐州站站长时两人就有过合作。那时，飞达新运输公司刚开张，徐州那里有大量的焦炭，孙立武经常给钱明弄个十几吨焦炭，让钱明在上海接运出售。钱明为了维持这层关系，也给孙立武一些好处，焦炭出售后，钱明只如实收取运输费，其他佣金都免了。孙立武见钱明如此够朋友，更是乐于此道。以后孙立武调任了，这笔生意才算中止。
“老孙，这两年您上哪儿去了，怎么音讯也没了呢？”钱明路遇孙立武，感到兴奋而又意外，紧紧握住孙立武的手说道。
“我调山东站当站长了。”
“噢，回老家了。‘那边’怎么样？有生意可做吗？”钱明三句不离本行。
“有生意可做。”
“能赚钱吗？”
“保证赚钱。”孙立武把话说得十分肯定，似乎有一种要吸引钱明合伙做生意的架势。
“要证明吗？”钱明问得很细。
“我给你办张通行证就行了。你真的要来吗？”
“当然是真的，这儿现在是什么生意也不好做了，到‘那边’也许能赚点钱，我真想进去试一趟。”
“那好呀！”孙立武见钱明真的要到山东做生意，心里很高兴。
“那办通行证的事拜托您喽。”
“话得说回来，这事你最好去南京找王明道。”
“小王是中校，您是上校，还归他管？”钱明故意引孙立武说出真情。
五、国防部二厅的“派司”
“嗨！不瞒您说，他是国防二厅华北派遣组的组长，我这个上校得归他管。”
“那好，我去找他。”
钱明和孙立武正由于有这么一段路遇，所以才十分有把握地对刘正荣说起了办“派司”的事。
和刘正荣分手的第三天，钱明安排好公司的业务，赶到火车站，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到南京后，钱明先和王明道通了电话，约好下午到他家。
到了王明道家后，钱明给王伯母送上一大包礼物，向王明道说明了来意。王明道和钱明交情比孙立武深。他常到上海出差，经常住在钱明的公司。现在见到老同学，他分外高兴，听说老同学做生意要办个通行证，更是二话没说，连说立即办理。事隔两天，钱明接过办好的通行证一看，心中暗喜。原来通行证上为钱明标明的身份是：国防二厅205谍报组情报员。有这样的“派司”怎么会受关卡阻挡？但钱明转而一想，刘正荣同行，刘正荣怎么办？于是，他又向王明道提了提。
王明道用手挥了挥说：“我的老兄，你放心去吧，一张通行证能过两人。”
钱明听小王这么一说，放心地将“派司”揣入内衣口袋。但转念一想又有问题，“派司”上写的是情报员，会不会让我带个情报任务呢？他故意再问王明道。王明道被问得怪不好意思的。“大哥呀，给你办通行证得有个名义，你不见上面还有钢印吗？这才叫货真价实的通行证。这名义是虚的，通行证是专门给你做生意用的，哪敢真的委屈大哥你来做情报员呢！”
到上海的第二天，钱明找到刘正荣，给他亮出了办妥的“派司”。刘正荣接过黄色纸卡上盖有国防部二厅钢印的“派司”一看，惊讶地瞪大了眼睛，直称赞这东西管用。
钱明决心亲自去解放区跑一趟，定下了启程日期，准备把策反对象向组织上汇报，并聆听组织上对自己的下一步工作指示。
船到青岛后，钱明先去国防部二厅山东站拜访了孙立武。“啊呀，钱明兄您可真的来了。我一直盼望着你啊。”孙立武一见到钱明，心里十分高兴。
“还不是听了你的话，我去南京找小王办了张通行证，一路上还挺管用。”钱明说着把通行证递给了孙立武。
孙立武接过一看：“对，这是烟台组的‘派司’。”
六、去解放区
两人正说着，烟台组组长吕震环少校穿一身笔挺的军服进来了。孙立武把钱明介绍给吕震环。吕震环说：“我们在上海见过面。”
“他这回可是你的部下了。”孙立武说。
吕震环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次上面给了他一张‘派司’，他要到‘那边’去做生意，用的是你们组的名义。”孙立武解释道。
“请您多关照了。”钱明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道。孙立武和吕震环一听，忍不住笑起来。
吕震环走后，孙立武请钱明在家吃了晚饭。
饭后，两人聊起了全国的局势。
“钱明兄，这次你到那边去，如能碰到老同学，打听一下，共产党究竟怎么样？如果人家真好，我们不妨跟人家走嘛！”
“孙兄，提起老同学，听说烟台市长也是咱们同学嘛，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然后我们再一起商量何去何从，怎么样？我这个生意人，恐怕也要留一条光明后路了。”
孙立武听完钱明的话，连连点头称是。
和孙立武分手之后，钱明和刘正荣穿过封锁线，从烟台改乘汽车到了石岛。到石岛的第二天，钱明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石岛的统战部长派人把刘正荣找去，然后又把钱明找了去。
“钱明先生，听说你在上海很有办法？”
“时间长了，熟人自然就多。”钱明瞧那位统战部长十分严肃。
“有人说你和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军统上海站的人挺熟？”统战部长的语气有点咄咄逼人。
“有几个熟人，那是我的任务。”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的身份在此不必细说，说了也不解决问题，麻烦你打个电报给我的老上级扬帆部长，他晓得我的底细，你就告诉他我来了，请他回电作安排吧！”
听完钱明的话，统战部长一愣。现在，扬帆在青州已是统战部长，恰好是自己的上级。
约过了半个月光景，青州的回电来了，扬帆让石岛统战部长把钱明护送到青州。
扬帆说来也怪，他并不是什么教徒，但却喜欢住教堂。钱明1946年在苏北淮阴见扬帆，当时他也是住在教堂里。
钱明见到扬帆，心里真有一股悲喜交加的味道。扬帆打发走了石岛来的人，忙把钱明让进了居室。数年不见，两人真是亲热。钱明向扬帆重点汇报了自己两年半来的工作和所掌握的各种情报线索。扬帆听得很仔细。扬帆告诉钱明，这两天他特别忙，正在传达有关解放大城市的接管工作和各种政策。关于钱明详细的工作汇报，他准备明天专门派一位科长前来记录。
七、孙立武决定投诚
第二天，那位科长到钱明处小住了两天，详细记录了钱明的汇报，还整理好了两份上报材料。
临别前，扬帆向钱明介绍了解放区和全国的形势，并特地向钱明关照：“大军即将南下，国民党军队必将凭借长江天险阻挡我军南进，你这次返回上海的主要任务是策反从南京到上海的沿江部队，为渡江的解放军打开缺口。其次，你要相机策反各种特务组织，如你汇报过的几个站长，这样做还可利用他们作你的工作掩护，但要记住，不要耽误策反部队的工作。另外，你还要设法保护上海的重要建筑设施、工厂、仓库以及机关驻地档案，迎接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工作。”钱明将扬帆的指示一一默记在心里。
告别扬帆，离开青州，钱明从石岛租了一条小帆船来到青岛。先前，他曾和山东站站长孙立武约定，返回青岛时再碰头。钱明到了青岛，来到孙立武住处。秘书告诉他，孙立武携家眷回上海过年去了。钱明见孙立武不在，想走，但秘书执意要留他。秘书对钱明说：“我们站长临走前曾留下话，说您到青岛无论如何得留下等我们站长回来，他说有要事和您商量，并说在上海过完年就回青岛，我们已经打电报给他，请他马上回来。”钱明心中十分犹豫，到底是走还是留？如留，未免要耽搁一段时间，可能会影响策反沿江部队，误了大事。如走，难免使孙立武失望，很可能会影响他对将来的抉择。第二天，孙立武的回电来了，说他年初二一定回来，要钱明无论如何等他。于是钱明就留下了。
孙立武年初二准时回到青岛。他从秘书处了解到钱明还在，便驱车直奔站里。他回到站里，勤务兵已为他摆下洗尘的酒菜。他又请手下的人把钱明请来。
一天后，在钱明的说服下，孙立武作出了决断：他要去兰村亲自向共产党投诚。
“我看不必去兰村了，共产党历来说话算数，只要你不为国民党卖命效力，共产党一定会把你当起义投诚人员对待，何必多此一举呢？何况我还要赶回上海办急事呢！”
“老钱，此事重大，你那里人头熟，无论如何陪我去一趟。我还有要事和他们商量。”
钱明拗不过孙立武，只得陪他又去兰村跑了一趟。
解放前，上海的火车站
八、策反崔传法
钱明回到上海后，坐车回到了自己的寓所。他顾不得换装和盥洗，便和父母妻子兴奋地谈起了山东老家的情况。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便早早地睡了。
第二天，钱明来到飞达新运输公司。
不一会儿，电话铃响了。钱明接过电话，是老同学崔传法打来的。崔传法对钱明说，他刚从南京来上海，现在上峰任命他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通讯处处长。他打了几次电话找钱明，都说还没回上海。今天总算接上头了，他想和钱明约个时间相聚。钱明也正想找国民党军政人员中的老同学做策反工作。他邀请崔传法周末来家中吃水饺。
没几天，孙立武从青岛也来到了上海。在通电话时，钱明把崔传法来上海，和约请崔传法周末来吃水饺的事对孙立武说了。钱明约孙立武也一起来，请他协助策反崔传法。
那天开席，钱明带头喝干了杯中的酒，孙立武、崔传法也随后一饮而尽。
“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明日不知身处何方？”崔传法放下手里的酒杯。
“崔兄下一步作何打算呢？”孙立武在旁插话问道。
“现在高官要员都已撤往台湾香港。我们这档子人，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要跑也跑不成呀。”
“听说共军已发表‘进军令’，除已点名的战犯，凡投诚起义人员一律不予追究。”钱明说。
“嗨！崔兄，台湾就那么一丁点大，现在都涌到台湾，将来势必僧多粥少，哪里还会有我们的饭碗。”孙立武看着崔传法的脸色，顺着钱明的话说道。
崔传法沉吟了半响问：“不知对方宣传的真实性有多少？”
“咦！老钱，你不是刚从那儿回来吗？你给我们说说那儿的情况？”
孙立武在旁故意问。
钱明抿了口酒说道：“这次我去山东，碰上一些老同学，小徐你们是认识的，当年他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呀，现在他是烟台市市长了。他曾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钱明大哥，你回上海碰上咱们的老同学，无论什么官衔，‘校’也好，‘将’也好，‘特’也好，劝他们都不要走了。我们要求不高，告诉他们，能立功的我们欢迎，不能立功的，只要放下武器，为人民把城市保护好，不搞破坏，等待我们接管，也算立功，我们都将作为投诚起义人员对待。”说到这里，钱明看了看崔传法，“老崔，这话该是说到家了吧？”
崔传法听完钱明的一番话，沉默了片刻说道：“现在已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我们不走又有何作为呢？”
“老崔，我不走了，你也留下吧，我们留下来或许还能做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孙立武望着崔传法说。
“绝不会无所作为的。”钱明加重语气说道。
“好，我听两位学长的劝告，留下来吧，今后如何行动，还请两位多加指教。”崔传法如释重负地作出了最后决断。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说，“看来，我们得先往那里去挂个号，以后也好说话呀。”
“老崔，挂号我看可以说先挂上了，照小徐讲的去做，没有错，重要的是多做善事，上海是个大都市，你可先为保全城市做些好事，那方面的事包在我身上。”
钱明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好，我听大哥的，让我们为弃暗投明干一杯。”
崔传法举起酒杯，钱明和孙立武先后与崔传法碰了碰杯子，然后三人一饮而尽。
“唉，老崔，还有一点你得注意，你不能单枪匹马地干，你还得寻找几个可靠的弟兄呐！”钱明提醒道。
“那不成问题，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聂寅生是我的至交，作战处长王拓生又是老聂的至交。”崔传法已有几分醉意，说话直截了当，肺腑之言一下倒了出来。
九、汤恩伯的军令
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上海的四周造成了合围的态势。汤恩伯感到上海难以坚守。蒋介石已给他指令：要他尽快破坏上海的重要设施，然后撤离上海。对蒋介石的指令，他不得不执行。于是，他匆匆作出决定，先炸毁上海外围的钱塘江大桥和设在真如的国际无线电台。他打电话给交通处长聂寅生，要他立刻准备炸药和爆破器材，还说，已预约桥梁专家茅以升明天来司令部，共商炸桥事宜。炸毁国际无线电台的事，汤恩伯准备交给崔传法。
聂寅生接到电话，并不动作，前些日子他已和崔传法面议过，他们商定不再追随汤恩伯，并决定弃暗投明留在上海，为解放上海做贡献。聂寅生接到电话，心中暗自好笑：汤恩伯也真是狗急跳墙，病急乱投药。长江天险既然阻挡不了共军，钱塘江更不在话下，即使钱塘江大桥被炸也决然阻挡不了共军南进。但转而一想，此事也不可掉以轻心，钱塘江大桥是茅以升工程师自己设计制造的国内著名桥梁，万一大桥被炸，会成为历史上的一桩憾事。何况破坏容易，建设难，这样还会违反共军的“约法八章”。
聂寅生感到事情紧迫，立刻拨通了崔传法的电话，请他面谈。
十、约见茅以升
“那杭州方面还有炸药吗？”崔传法感到事态严重，关切地问聂寅生。
“杭州方面已没有库存炸药了，十天前，我就把那里的炸药全都调回了上海。”
“好！你做得好。那座铁桥没有30吨炸药是炸不了的。杭州解放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只要我们拖上个把星期，问题就解决了。”
崔传法和聂寅生商定：用软磨的办法来对抗汤恩伯的命令，挽救钱塘江大桥。
崔传法说完后还有些不放心，他又问聂寅生，明天茅以升来司令部将如何应付？聂寅生说，届时我自有“妙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聂寅生漱洗完毕后关照副官，说要出去一趟，有紧急公务，如果茅以升先生来，请他在会客室里稍候，我很快就回来。
上午九点，茅以升身穿一套浅灰色的薄呢西装，按照预约，准时来到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他告诉卫兵，要见聂寅生处长，卫兵和聂寅生办公室联系后，由聂寅生的副官李忠诚把茅以升领进了总部会客室。副官给茅以升端来一杯茶，把聂寅生的话转告了茅以升。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茅以升一直等到中午12点，仍不见聂寅生出现。他找到副官，问其所以，副官也无法回答聂寅生不来的原因。茅以升看了看表，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他感到再也不能等下去了，还是借机走了好，于是向副官告辞，并请副官务必转告聂处长，他是过了12点后才离开警备司令部的。
聂寅生回到警备司令部，已是下午2点，副官恭敬地告诉聂寅生，茅以升是一直等到12点后才走的。聂寅生敷衍地说了声“知道了”，便不再多问。副官感到有点奇怪，约见茅以升，是汤恩伯的军令，而从长官聂寅生的态度来看，似不当一回事。
聂寅生回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发往杭州警备司令部的加急电报，让他们立即上报杭州军火库的炸药库存量。
不久，崔传法接到了汤恩伯关于要炸毁国际无线电台的命令。他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把这一情况通知了钱明。钱明指示崔传法：无论如何要保住国际无线电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讯设施，上海解放以后大有用处。
此时，国民党电信局内的地下党组织，见到战事日趋紧张，正琢磨如何保住国际无线电台的机器设备。他们认为国际无线电台的机器和设备全是进口的，国内无法生产，进口又极其不易，万一被炸毁，会对解放后的新中国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必须设法把这些重要的机器设备抢救出来。于是，电信局的地下党写了份呈文给警备司令部，请求准许将国际无线电台的重要机器设备抢运出危险地区。
电信局的地下党派人把呈文送到警备司令部时，恰遇崔传法为挽救国际无线电台而大伤脑筋。崔传法接待了电信局送呈文的人。他看完呈文，感到有了希望，他的想法和电信局方面的想法几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们为什么不设法把这些机器设备搬到市内藏起来？”
“我们没有车辆。”
“我给你们派。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崔传法叫来一辆吉普，又调来两辆卡车，在那位送信人的引领下向真如开去。
到了真如，国际无线电台的人把崔传法领进了无线电台的机房。重要机房的面积约有100平方米左右。一架架涂着军绿颜色的无线电发射机、收讯机整齐地排列在那里。机房的工作人员把一部最贵重的机器向崔传法作了介绍。崔传法仔细看了看机器上的标牌，上面写着：Made in England。看完机器房后，崔传法沉思了片刻，觉得事不宜迟。他让国际无线电台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最贵重的机器全拆下来运走。
崔传法把机器运到市内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写了一份呈文给汤恩伯。
十一、功亏一篑
崔传法给汤恩伯的呈文是这么写的：鉴于国际无线电台机器极为珍贵，炸毁了十分可惜，即使将来我们收复大陆也难以进口到这类机器。我现已让人将这批机器拆下隐蔽在市内安全处，这样可留待我们将来收复大陆时使用。当否，请训示。
崔传法将呈文面交汤恩伯，汤恩伯看后觉得崔传法做得颇有道理，当即就批复同意了。
事后，崔传法又去飞达新运输公司把国际无线电台的事如此这般地报告了钱明，钱明听后十分高兴，紧紧握着崔传法的手说：“老崔呀，你为人民立了一功！”
早在崔传法向他报告国际无线电台已被保全的消息之前，钱明派往南京，去策反某军长周侠的沈立达回来向他报告：周侠已被策反成功！如解放军渡江时，他们一定放开20公里长的缺口，迎接解放军渡江。
钱明感到党交给他策反长江沿岸守军的任务总算有了眉目。钱明忍不住想叫好，但他忍住了，因为这项工作还需进一步落实，还不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对方还要求我方派一名联络官去，由他们将联络官送往江北先与我军取得联络。派谁去呢？钱明马上想到了早期曾在苏联打过仗、见过列宁的老战士姚信诚同志。钱明邀请姚信诚担当此重任，让他亲自出马去和正在江北的扬帆部长取得联系。同时，钱明又请沈立达立即返回南京，告诉对方，我方联络官已准备就位，何时何处报到，请对方安排，并请对方在联络时派一位心腹军官随行，要求一次性解决问题，减少往返。
不久，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四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钱明正在吃早餐，他随手拿起一份报纸翻阅，忽然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报载：国民党某军师长何靖带两个团渡江投奔共军。钱明读后，心生疑窦。为了弄清原因，他马上往沈立达家中赶去。恰巧，沈立达昨晚刚从南京赶回上海。
“老沈，何师长是怎么回事呀？”
“别提了。一位民主人士去策反何师长。那何师长是张快嘴，到处乱吹，结果让军统方面知道了。军统要抓他，何师长就赶紧逃到驻地，带了两个团去投奔江北解放军了。结果途中被国民党的军舰追回了一个团，何师长到江北岸时，只剩下了两个营。”
“嗨！我们需要的不是他们的两个营，两个军我们也不稀罕，我们损失了一个重要的渡江缺口，真是功亏一篑啊！”钱明感到十分惋惜。
当钱明回到飞达新运输公司时，孙立武又急匆匆赶来向钱明报告了一个新情况：国防部二厅派遣处处长胡自力到上海了，他此行的任务是来发放特务经费。
“要发放特务经费，必有接受经费的特务组织。老孙呀，此事你无论如何得插进去，弄清楚上海潜伏特务的来龙去脉，起码得摸出个线头来，这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好处。”钱明拍了拍孙立武的肩膀。
“好，我一定插进去。”孙立武高兴地离开了飞达新运输公司。
隔了一天，孙立武来向钱明报告：上海有一个国防部二厅上海潜伏站的秘密组织，大量经费就是发给他们的。
此外，南京上海沿线还有两个潜伏组，他们的活动经费也由这个站代发。看趋势，这个潜伏站有扩大为区的可能。
当天下午，胡自力突然闯到飞达新运输公司，说是要找孙立武。孙立武不在，钱明正准备接待，胡自力挥了挥手说：“你忙你的生意，我看看就走。”他两手插在裤兜里，在飞达新运输公司里转了转便走了。
对胡自力的来访，钱明感到有点奇怪。不一会儿，孙立武回来了，钱明对他说起此事。孙立武说：“噢，我曾对胡自力建议过，说飞达新运输公司可以派用场，他可能过来先看看。老钱，明天我们去新亚饭店拜访胡自力。”
十二、催要炸药
飞达新运输公司离新亚饭店只有几分钟的路。第二天一早，孙立武便同钱明一起来到了新亚饭店。他们走进胡自力的房间，刚刚坐定，忽然闯进一个人来。此人打扮与众不同，十分特别。他身穿一件簇新的蓝布长袍，剃个光头，很难从他的打扮上看出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他见有陌生人在房间里，立即回身就走。胡自力叫住他，告诉他都是自己人，不必回避。钱明和孙立武见他们说话不方便，马上起身走到外间。在外间，孙立武把嘴贴到钱明的耳朵上说：“这位乡下佬就是上海站站长。”钱明点了点头。
上海站站长走后，孙立武和胡自力谈了些今后的工作问题。胡自力同意孙立武今后可使用上海站的电台，条件是只能和台长联系。
有了这条线，还怕找不到潜伏组织的其他成员吗？钱明心中暗自高兴。
四月下旬，浙江省主席、杭州警备区司令周岩召集文武官员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他说：“现在共军已打过长江，顺势南下。上海、杭州已危在旦夕。为了阻挡共军南进，我建议杭州守卫部队立即组织工兵营，实施炸毁钱塘江大桥计划。明天，我将亲自视察大桥……”待周岩训示完毕，刘副司令站起来说：“周主席，我翻了一下杭州军火库的记录，炸药已于半月前被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全部调往上海，杭州已没有库存炸药。”
“炸桥是汤恩伯的命令，你立刻电告上海，要求紧急调运。”周岩听说杭州已没有炸药，心中难免有点慌乱。
会议结束后，刘副司令坐车回到司令部，立即给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发了份紧急电报。
电报转到聂寅生手里，聂寅生看了看电报的内容，提笔不紧不慢地写了一份复电：上海所需爆炸目标甚多，炸药紧缺，请与杭州附近军火库联系调拨。
刘副司令接到复电后，把电报纸一扔，骂了声：“他娘的！”但是，为了防止周岩的查究，完成炸桥任务，他又不得不让部下再次打电话给杭州附近的几个军火库，要求他们把库存炸药送往杭州。不久，复电都来了，只有一个军火库还能找到50公斤炸药，他们答应马上派车将炸药送到杭州。刘副司令看到如此状况，心中凉了半截。
与此同时，周岩带领工兵营长和几个老工兵坐车来到大桥，他在桥上走了一个来回，和工兵营长嘀咕了许久，然后坐车来到警备司令部。他人还未踏进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便嚷了起来：“刘副司令，怎么样？炸药调来了吗？我去大桥看了一下，没有30吨炸药炸不了桥呀！”
“30吨炸药？哼，别提了，我忙了那么一阵子，只有一个军火库还剩50公斤炸药。”刘副司令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再给汤恩伯发个电报，就说我周岩说的，他炸药不运来，我桥不炸了。”事到临头，连炸桥的炸药还没着落，周岩恼火了。
紧急电报再次发到上海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电文照例又转到了主管此事的聂寅生手里。他看完电报，不紧不慢、按部就班地写了四个字：正在办理。写完后他将文稿交给机要员，让他作为平电发往杭州。
隔了两天，调运炸药的事惊动了汤恩伯，他不得不关心起这件事来。他打了个电话给聂寅生：“聂寅生，炸药调运给杭州了吗？周岩又给我来电报了，没有炸药不行呀！”
“我已告诉杭州方面，这两天我们正在办理此事。我已通知下面让他们查报炸药库存情况，很快就可集中调运了。”挂完电话，聂寅生从办公桌抽屉里取出一页公文纸，给第十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拟了份公文，让他查报炸药库存情况。
十三、钱塘江桥上
1949年4月30日，杭州四周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周岩心慌了，他接连催问刘副司令炸药运来了没有。
刘副司令只得将实情通报给周岩，说上海方面复电正在办理。
“正在办理！正在办理！共军都快打到桥头了，让汤恩伯把炸药留着炸祖坟吧！”周岩扔下电话，半晌不吭。待气散尽，他又挂了个电话给刘副司令，让他把搜罗来的炸药全部运往桥头，安放好待命引爆。
放下电话，周岩又命令副官收拾打点，准备撤离杭州。杭州方面乱作一团。
时间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气氛中很快进入了五月。拂晓，钱塘江大桥的桥面上喧嚣起来。各种军用的、民用的大小汽车排了一长溜，车上装着皮箱、家具、档案、大小包袱，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大官要员以及家眷正在乱哄哄地夺路南逃。周岩的黑色轿车也挤在车队里蜗牛似的向南行驶。
5月3日，解放军61师185团一路急行军，沿着公路向钱塘江大桥进发。当部队接近桥头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一名侦察排长抢先跳上公路，他举起右手示意向南逃窜的汽车停下来。
突然，架在军用卡车顶上的机枪“突突突”地响了起来。排长中弹倒在血泊中，敌人的汽车加大马力，以更快的速度向南逃窜。一名战士急了，他用冲锋枪对准迎面开来的一辆卡车“哒哒哒”就是一梭子。后面接踵而来的汽车被迫停了下来。躲在桥头堡里的敌军指挥官一看情况不妙，高叫：“炸桥！炸桥！”
一名士兵按下了起爆器。“轰、轰”两声，两团淡黄色的烟雾霎时腾空而起。硝烟散去后，敌军指挥官一看，情况大为不妙，巨大的铁桥岿然不动，仅炸毁了一小段铁路路面。他慌忙纠集起残兵，向南逃窜。
此时，枪声大作，解放军185团的大队人马赶到桥头，他们沿着桥面一路收拾残敌，很快控制了钱塘江大桥。
185团团长一边带领工兵检查大桥，一边指挥部队清除大桥上的各种障碍物。
新中国诞生后，钱明又一次来到钱塘江畔，他望着横跨在江上的钱塘江大桥，心中久久不能平静。这座大桥得以保存，有多少人为之付出了代价。这里有地下工作者的贡献，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的牺牲。
望着滔滔东去的江水，钱明憧憬着新中国美好的未来。
（作者附记：本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钱明同志系上海市公安局离休老干部，原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领导。）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张骏 题图来源：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陆海光
钱学森主持建设的钱塘江大桥经历了什么
钱塘江大桥不是钱学森修的，而是茅以升主持的
在1937年钱塘江大桥刚刚竣工不久，日本侵华，为了不让大桥沦为侵略者的运输通道，茅以升亲自炸毁了大桥。
钱塘江大桥的主要事件
1937年7月7日，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作出了惊醒世人的重大决定——他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大洞。对于这个原设计中没有的重大改变，茅以升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原因。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终于爆发，整个9月、10月，淞沪抗战异常激烈。战争的硝烟已经弥漫到杭州上空，钱塘江大桥的施工也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9月26日，钱塘江大桥的下层单线铁路桥率先通车。茅以升期盼着上海能够阻挡住日军进攻的脚步，然而，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会战终以上海陷落结束，杭州也危在旦夕。筋疲力尽的茅以升已经明显地感到他已无力把握这座大桥的命运。11月16日茅以升接到南京政府命令：如果杭州不保，就炸毁钱塘江大桥。茅以升在南2号桥墩留下的长方形大洞，其实就是预防这一时刻的来临。当晚，茅以升以一个桥梁工程学家严谨、精准的态度，将钱塘江大桥所有的致命点标示出来。整个通宵，100多根引线，从各个引爆点全部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怀着亲手掐死亲生婴儿一样的痛楚，茅以升一直陪伴着历经艰险建造起来的大桥，直到亲眼看到最后一根引线接好。这是茅以升一生中最难忘、最难受、最难捱的一天，在事后来对家人的回忆诉说中，那种痛苦，那种无奈，真使他欲哭无泪。11月17日，是茅以升多么渴望却又没敢指望的大桥全面通车的第一天，当第一辆汽车从大桥上驶过，两岸数十万群众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息。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十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
1937年12月23日下午1点，茅以升终于接到命令：炸桥。下午5点，日军的先头部队已隐约可见，人群被强行拦阻，所有的引线都点燃了。随着一声巨响，钱塘江大桥的两座桥墩被毁坏，五孔钢梁折断落入江中。总长1453米、历经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的钱塘江大桥，最终在通车的第89天瘫痪在日寇侵略的烽火中。日军士兵友永河夫在硝烟弥漫中，拍下了炸毁后的钱塘江大桥。几十年后，友永河夫来到北京，带着对战争的忏悔，将他拍摄的这张照片亲手交到了茅以升的手中。大桥炸毁的这一天晚上，透过苍茫暮色，茅以升先生凝视着由他一手炸毁的大桥残影，看着江北岸愈来愈亮的火光，茅以升满腔悲愤地在书桌前写下8个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他的愿望直到1946年才得以实现。抗战胜利之后，钱塘江大桥被修复，成为浙赣线上的关键性工程之一。 钱塘江大桥于1935年4月开始建设，1937年10月全部竣工。桥全长1453米，上层为双车道公路，车道宽6.1米，两侧人行道各宽1.52米；下层为单线铁路。正桥18孔，跨距66米；桥下距水面有10米空间，可以畅通轮船。在铁路和公路桥之间，有10.7米高的M形钢架，承托公路桥面，既分承了运载的重力，又凝聚了桥身的承应力；立体几何结构，巧妙地美化了这条千米“苍龙”。桥身联接北岸青山巨塔和南岸广袤平原，江、山、水、塔、桥……和谐地构成一幅雄伟壮丽的立体图画。钱塘江大桥的建成，粉碎了非洋人不能建造铁桥的神话，成为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茅以升儿时一叶扁舟辞别故乡镇江，来到南京求学。10岁那年的端午节，秦淮河赛龙舟，观看的人群挤塌了文德桥，溺死多人。当时在南京思益学堂读书的茅以升闻之，心中萌生出立志建桥之愿。
1911年，16岁的茅以升考入唐山路矿学堂预科。是年秋，辛亥革命席卷华夏，不少同学投笔从戎的壮举，使得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在教室里再也坐不住了。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亲临唐山路矿学堂，在讲演中谆谆告诫同学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两支大军。从此，茅以升暗下决心，当一个中国的桥梁专家！大学4年，成绩名列全校榜首；一年攻下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接着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在梅隆工学院上夜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9年12月，茅以升回到祖国。
在黑暗的旧中国，有几座现代化的大桥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郑州黄河大桥是比利时人造的，济南黄河大桥是德国人造的，哈尔滨松花江大桥是俄国人造的，蚌埠淮河大桥是英国人造的，沈阳的浑河大桥是日本人造的，云南河口人字桥是法国人造的……难道中国人真的不能自己造现代化的桥梁吗？茅以升在蓄势待发中，机遇终于等来了。在茅以升回国13年后，他毅然辞去北洋大学教授的职务，应邀南下杭州担起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和钱塘江大桥工程委员会主任的重任。在此之前，中国政府铁道部顾问、美国桥梁专家华德尔曾搞过一个设计，是一个公、铁、人行道同层并行的联合桥。形象佝偻、桥面宽、桥墩大、稳定性差，投资需要758万银元；而茅以升经过一年多的勘察、设计、筹备，设计出了一个双层联合桥，外形美观，桥基稳固，投资只需510万银元（合当时美金163万元）。 钱塘江自古就是一条凶险之江。上游时有山洪暴发，下游常有海浪涌入，若遇台风过境，浊浪排空，势不可挡；提及高达5至7米的钱塘江大潮，更令人生畏，这是其一；再者，历史上有这样的传说，钱塘江无底，当然它不会是无底的，但是，江底石层上有极细的流沙，深达40余米，在上面打桩，十分困难。故而在早年，杭州人若说起某件事绝对办不成时，就会说：除非钱塘江上架起一座大桥。有的外国工程师妄言：能在钱塘江上造大桥的中国工程师还没出世呢。然而，血气方刚的茅以升却矢志不渝：一定要造出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现代化大桥。
建桥并非一帆风顺，茅以升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打桩。要把长长的木桩打进厚达40多米的泥沙层，站在江底岩石上才算成功。他首先设计了一艘打桩船，不幸遇杭州湾狂风巨浪，触礁沉没；他又赶制了第二艘打桩船，仍然定位不准，辛苦一天，只打成一根桩。按设计要打1400根桩，这样要打到何时才能完成？沉了一艘船，进度又很慢，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此时，深明大义的茅母，风尘仆仆地赶到杭州，以唐僧取经遭遇九九八十一难终获成功为例对他进行开导，极大地鼓舞了他的斗志。
茅以升特制了江上测量仪器，解决了木桩定位问题，再用“射水法”打桩。即把钱塘江的水抽到高处，通过水龙带将江底泥沙层冲出一个洞，然后往洞里打桩。用“射水法”打桩，一昼夜可打桩30根，工效大为提高。
浮运沉箱，是关键的基础工程。长18米、宽11米、高6米的钢筋混凝土沉箱，像一个无顶的大房子，重达600吨。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从岸上运到江里，然后准确地放在木桩上，由于潮大水急，难度极大。有一个沉箱，在四个月内就先后数次被冲到下游的闸口电厂，上游的之江大学等处。后来根据一位工人的建议，把每个3吨重的6个铁锚改为每个10吨重，在海水涨潮时放沉箱入水，落潮时赶快就位，结果十分顺利，一举成功，600吨重的箱子稳稳地立在木桩上。茅以升充分发挥8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和900名工人的智慧，攻克了80多个难题。在总工程师罗英协助下，还打破先做水下基础，再做桥墩，最后架钢梁的传统造桥程序；采用上下并进，一气呵成的方法，即基础、桥墩、钢梁三种工程一起施工，并使全部工程做到了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战，大桥于1937年9月建成通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茅以升有一种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正视的预感。他下令在大桥南2号桥墩上，留下一个长方形大洞。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仅3个月后，上海陷落，杭州危在旦夕。11月16日，南京政府发出炸桥命令后，深明大义的茅以升心情沉重地点了头，“造桥是爱国，炸桥也是爱国！”一语未竟，热泪夺眶而出。原来在桥下预留的大洞，就是防备这一天。茅以升把致命点一一标出，并亲自看着把100多根引线接好。11月17日公路桥开通，茅以升后来回忆说：“所有这天过桥的10万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也同样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要算是空前的了！”
1937年12月23日这一天，茅以升正式接到了炸桥的命令，当晚，他在书桌前写下了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这一愿望终于在1946年得以实现。1953年，大桥恢复使用。 1966年10月10日凌晨2点43分，由南昌开往北京的764次旅客列车风驰电掣向钱塘江大桥驶来。在大桥南岸执勤的蔡永祥借着列车灯光，突然发现距桥头40多米的铁轨道上，横放着一根大木头！20米、10米、5米……在危及旅客生命和大桥安全的千钧一发之际，蔡永祥置生死于度外，迎着列车飞奔而上，奋力抱起大木……列车脱险了，旅客的生命安全了，年仅18岁的蔡永祥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蔡永祥牺牲后，被南京军区荣记一等功，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并在大桥北岸建立蔡永祥烈士事迹陈列馆以示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