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所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为求货物流通的便利和价格标准的公平而设立的一种买卖大宗商品的市场。
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证券市场发展史中内容最丰富、变化最复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近代证券市场走完了其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全过程。
虞洽卿曾出任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
初期：一波三折
1891年，外商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股份公所。1905年，该公所改名为“上海众业公所”，这是外商经营的，也是旧中国最早的一家证券交易所。该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对象是外国企业股票、公司债券、外国在上海的行政机构发行的债券、中国政府的金币公债以及南洋一带的橡皮股票等，擅长投机的外国人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狠狠地捞了一把。
外国人的经营行为很快就引起了一些对经济敏感人士的注意，但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对此毫无感觉。光绪末年，梁启超首先倡议组织交易所性质的股份懋迁公司，但并未得到当局的支持。之后，也有其他人士奔走呼号，力主开办交易所，最终也毫无结果。
民国十五年(1926年)《新闻报·国庆增刊》上印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半版告。
中国人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始于辛亥革命前后。1916年，孙中山为筹措革命经费，联合虞洽卿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向北京政府农商部申请在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农商部即以证券物品不能同时交易为借口驳回了孙中山等人的请求。两年后，经虞洽卿等人的多方活动，农商部终于有了批准成立的意思，就在此事将成而未成之际，1918年夏天，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诞生了。它的注册资本仅10万元，以经营股票、债券为主，同时兼做外币的交易。消息传开，实力雄厚的上海工商界受到了不小震动。1919年，日商上海取引所（即交易所）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正式开张，更使上海工商界人士感到无法忍耐下去。虞洽卿等人一面以抵制取引所为借口，电请农商部速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案予以批准；一面又动员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紧急呼吁,并在上海租界内先行交易起来。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虞洽卿为理事长，郭外峰、闻兰亭、盛丕华等6人为常务理事，确定资本总额为500万元,交易物品为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上海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交易所，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几易其名和多次调整所交易的物品，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交易所始终都在各类交易所中名列前茅。它在汉口路上的大楼也渐渐成为闻名遐迩的证券交易大楼。在刚刚成立的证券物品交易所内，国民党元老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几个较为活跃的经纪人。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不到半年，盈余就高达50余万元。巨额的利润顿时吸引了上海滩上的众多好利者。一时间，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豆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都积极筹备，并呈准农商部于1921年春季相继成立。很快，上海滩各类交易所一下子便增至140余家，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亦相率效尤。1921年夏、秋之间，是旧中国交易所发展的极盛时期。
交易所在1921年的极度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经济的发展已需要交易所这样的机构来调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国社会的纷繁复杂和一般好利者的投机心态。但过度的发展最终免不了陷入危机，带有投机性质的交易所在短期内过度膨胀，更难逃崩溃的厄运。到1921年底，市面银根突告紧张，现金周转需求加大，公债、股票普遍起了跌风，卖出的多，买进的少;交割时买进的付不出资金，卖出的交不出现货。交易所原本是在买卖成交后从交易双方获得佣金的。一笔买卖妥交后，交易双方各以成交额的2．5％给交易所作为佣金，故每笔交易，交易所实得佣金5％。而一旦交易难以妥交,交易所就无利可获了。因此，那些匆匆成立、资金不足的交易所便纷纷解散，酿成了所谓“民十信交大风潮”。到1922年3月，上海能够照常营业的交易所一下子从1920年的14O余家减到了12家。天津、汉口等地的交易所也是昙花一现，或宣告停办，或宣告清理。
成长：命途多舛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大楼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就以大量发行内债作为筹集经费的重要途径了。1927年到1936年间，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等于北京政府15年来发行旧债的4倍。公债与股票的买卖成了投机事业的主要项目。参加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的，除了在职的文武官员外，还有许多是失意的军阀和政客。同时，由于国民政府滥发公债及各类股票的大量出笼，使社会一般公众，如商人、教员、店员、职工、家庭妇女及无业游民等也成了证券的持有者。这中间有些人每天都会陆续来到各证券行活动，尽管欲望大小不同，但发财的心理都是相同的。某些有实力的大户,则躲在自己家里的鸦片烟榻上,通过电话办理买卖事宜。几次交易,有些人发了财，有些人却成了穷光蛋，就是在这种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下，旧中国的交易所一步步地兴盛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区内刚刚活跃一时的交易所再度停板息业。此时在上海与天津的租界里，由于外地官僚、地主和工商业者的大批涌入，做淘金梦者日多，投机市场反而因战火的燃起而呈现出了畸形繁荣的局面。
证券市场的兴盛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重视。日伪当局先是查禁，继而改为限制。为了避免游资冲击市场物资，影响到日伪军需物资的收购与存贮，日伪当局最后改为对证券市场加以控制利用，强令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于1943年9月29日复业，并着手在北平、天津等地筹建证券交易所。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后，上市的华商股票陆续增至199种，其中永安纱厂、新亚药厂和新益地产等股票最为热门。1945年，该所又加拍14种股票，并实行延期交割方法，股票期货买卖和套利交易又兴旺起来。股票买卖投机呈现出了白热化状态，股价大起大落，1944年一年内，有的股票最高价与最低价竟相差4倍。交易所还经常因价格涨跌幅度过大而被迫停市。
此时的天津证券市场与上海十分相似。天津沦陷后，证券交易遭日伪限制打击。但由于通货膨胀下股票有保本保值的作用，因此股票买卖交易仍很兴旺。1943年，见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后对吸收游资较有成效，日伪决定在天津设立证券交易所。于是，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以训令方式指定天津银行业公会负责组织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但该所直至1945年8月27日才正式开业。
结局：曲终人散
抗战结束后，上海、天津等地的证券交易又渐渐步入正轨，证券市场再度活跃起来。但是，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通货膨胀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投机者目光都转移到黄金、美钞、现大洋和纱布等方面，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各类公债已绝少有人问津。为了寻求差额，银行业以“星期存款”名义代客户做股票套利买卖，即买进走俏的如永安纱厂股票现货，同时卖出永安纱厂股票期币，一星期的差额合利息5分以上，一个月即在2角以上。银行以此为号召吸收储户，以低于套利1～2分的利率给予存户，从中取利，一般自己没有出路的散户纷纷参加。这一时期，证券市面几乎全靠这类买卖维持市面。
1945年8月18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被查封停业后，证券交易转入黑市，又恢复了过去的无组织状态，交易既不集中，行市也无标准。政府虽严格查禁，但证券投机者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活动，更有股票公司还开设股票期货交易，股票交易黑市经久不衰。政府见证券交易难以取缔，转而实行控制和利用政策。
1946年5月，南京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为提倡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复员及恢复证券市场之正常交易”，指定杜月笙牵头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据《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一书记载，1946年9月1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资本10亿元，原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六成，另四成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认购。交易所在原证券大楼的基础上扩充改造，建立股票和债券两个市场。最初核定经纪人225家，上市股票有永安纱厂、美亚绸厂、新亚药厂、华丰搪瓷等20只。起先只做现期交易，但交易十分清淡。为了刺激股市，1946年11月开办”递延交割”(变相期货交易)，并于12月试办套利交易。证券交易迅速扩大，日成交量猛增到80000多万股，股票价格一路飙升。1947年3月，政府宣布实施“经济紧急措施”，禁止黄金及外汇买卖，社会游资都涌向了证券市场，股票买卖更加兴旺。到1947年底，上市股票增加到了32只，总市值达70783亿元。
除上海证券交易所场内交易外，证券场外交易仍然存在。交易的证券主要有政府统一公债、未上市的华商股票和外资股票三大类。统一公债之所以仍有市场，是因为投机者预期政府将有合理的偿还。至于像华商电气、中国银行等未上市股票交易活跃，则是因为这些银行和企业久负盛名，一直都为人所熟知。因为原西商上海众业公所关闭，新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又只做华商股票，所以外资股票只能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像怡和纱厂、业广地产、会德丰等外资股票在场外交易还相当活跃。
在天津，华北有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原定只做23只股票，但实际上成交较多的只有启新、开滦、东亚、济安、耀华和江南等六七种股票。1945年11月该所被南京政府接收，并于1946年3月改组为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资本增至10亿元，几经周折于1948年2月才正式开业。上市股票只有启新、滦州等13种。
通货恶性膨胀导致了经济的全面崩溃，股票市场在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后开始迅速衰退。1948年1月，南京政府命令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限期增加资本和保证金。4月4日，行政院命令取缔“递延交割”，只允许现货交易，禁止期货交易和经纪人场外交易，致使上海证券交易所18只股票价格全面暴跌。1948年8月，政府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命令上海、天津两地证券交易所停业待命。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因1949年1月天津解放，停业后便再未恢复。
1949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在“疏导游资、稳定经济”的幌子下复业，但股票交易清淡，成交稀落。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至此，旧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证券市场结束了。（雪亮）
